论教育史学学派及创立的必要性

在我国教育史学领域,人们对教育史学学派问题缺乏必要认识,学派意识不强,而教育史学学派在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从总体上规划学科的发展,有意识地建立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创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史学学派。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庶民学派: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构建——兼及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关系论析

晚近以来,印度庶民学派的崛起令国际学术界瞩目。庶民学派主要从"精英主义"取径和民族国家史模式两个方面,集中对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写新范式。庶民学派的经验颇具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对后殖民史学和全球史的重新思考。     

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吸收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于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毛泽东一生酷爱史学,他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论学派——兼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学派是由不同学术个体研究个性的张显和聚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团体。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团体相比,学派的特点明显可见:学术性团体、特殊的研究实践、隐性的学术体制和具有社会历史性影响。判断是否为学派的标准如下:自然形成且以学术为旨归的组织结构、特定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性质、拥有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学术主张为学界所瞩目,以及学派不是宗派。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不同学派间的争鸣是学术繁荣的前提。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学派,例证有:通史学派、价值论学派、文本学派、中国化学派和范式或叫反思学派。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     

史学理论多元化构想

史学理论的创新就是打破一元化的史学理论的专横和有限 ,用多元化的史学理论之间的争鸣带动史学理论研究 ,尽可能地拓展史学理论的思想空间 ,使其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百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明治日本的史学变革——对文明史学与新实证史学的探讨

明治初年,在＂文明开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史学出现转型,产生了文明史学、新实证史学两大新的史学流派。它们所阐释的编写历史的新的体例和书写方式,冲击了传统＂道学＂的史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日本史学的新纪元。     

两只眼睛看国外史学:从西方史学到苏联史学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时,既要看到"五四"以来西方史学的传入,也要看到来自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审视苏联史学及其同中国史学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     

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兼论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

为什么历史主义学派在近现代德国史学界会获得主流地位,而同类的历史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只能屈居支流?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一战前,德国传统精英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自强,强调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历史主义学派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个学式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了证实。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国家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中国的激进文化精英不能通过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救国救民之路,而只能通过类学式的思路在西方文化中寻求普遍的真理,并最终诚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而言,本文认为,历史主义对史料、史实以及历史特殊性的重视,无疑是值得继承的史学理念。但个学式的历史研究在认识效率上是无法与使用系统科学概念与理论的类学式历史研究比拟的。历史研究不应该排斥理论,使用理论时如出现问题,根源不在于"公式主义"的方法,而在于理论的质量。     

论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地位

无论是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还是从史著体例的完善与史学思想的演变来考察,晋代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史著体例的完善,史学思想的演变,为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唐代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与中国史学的大众化

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之后才走上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开始认识到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趋于成熟与科学。他在史学理论上深入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观点并将其付诸史学实践,为中国史学的大众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