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特质

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全面、系统、庞大的经济现代化蓝图。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首次以划分经济区域的方法对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将中国划分成三大经济区域,并对各区域内经济发展提出详尽规划;提出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强调发展以工矿业、交通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实现中国工业、农业的现代化;重视交通业的发展,以交通网络的构建作为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实业计划》处处体现出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民生主义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有历史价值的部分.它既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目标,又体现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代化要求.从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它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这就包含了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关系的命题.因而,民生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是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     

略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时代特色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格地讲始于孙中山先生,他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于一体,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方案。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与平等以及人民生活的真正幸福,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不但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上李鸿章书》到《实业计划》——孙中山追求中国近代化的努力

<正> 学习西方,赶超西方,把中国建成欧美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早在甲午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望这位清朝“中兴名臣”、洋务领袖把他的改良祖国的主张化为实践,使中国在二十年内“能驾欧洲而上之”.第—次世界大战后又提出为实现祖国富强宏伟目标而精心设计的建设蓝图,这就是著名的《实业计划》.本文企望通过对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和《实业计划》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认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努力与贡献.     

孙中山论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远观历代 ,横览九洲”1,率先把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 ,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研究孙中山这份珍贵遗产 ,有助于透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 ,推动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首倡借助开放推进社会转型孙中山生活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孙中山 ,而孙中山也以自己的言行为绚丽多彩的时代打上个人印记 ,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2。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是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按照日…     

孙中山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创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围绕巩固共和政体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制思想与主张。他所规划的"五权宪法"的法制蓝图及推进法制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

孙中山一生的理论著述可分为三个时期,《建国方略》(含《实业计划》)是其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作.《实业计划》提出了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发展交通运输是这个蓝图的核心部分,铁路建设是其重中之重.城市近代化的设想是这个蓝图的一个重要内容.全面发展,让人民享受近代文明之乐.对外开放是实施《实业计划》的重要条件.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试图为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作重大贡献.然而,它最终却只停留在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上,作为历史经验值得思索和总结.     

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探源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的时代 ,孙中山描绘了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推进社会变革的蓝图 ,并为之实现而奋斗一生。但孙中山始终未能夺取全国政权 ,而夺取全国政权则是先进阶级推进社会变革的前提和保证。孙中山之所以未能夺取全国政权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和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 ,而这些主观因素既导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又同孙中山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关系。     

资源缺失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顿挫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 ,主要与当时的资源缺失有关 ,这种资源缺失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近代中国国家权威的衰微难以满足早期现代化对国家权力资源的内在要求 ,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启动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是严重的财政资源危机使得国家无力投入早期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 ;三是中国当时的人力资源状况与早期现代化的要求相距甚远 ,主要表现为人口整体素质水平低下和专业科技人才匮乏     

走向自由与权威的和谐——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之特点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与权威(authority)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组织和安排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政治理论所讨论的焦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历来存在着两种极端性的选择:崇尚自由而排斥权威和崇拜权威而蔑视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可以说是自由与权威关系上的第三种选择,它视自由为首选价值,视权威为社会秩序的保障,划分了“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界限,而后又将自由(即公民自由)和权威(公共权力的权威)有机地统一起来.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由主义却多有误解,或者拾取一两个概念而加以形式主义的张扬,或者简单地给它帖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大加挞伐,对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却很少加以客观公正的研究和分析.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专门探讨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关系,也即自由与权威之关系的政治理论,是对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种较为成功的设计.今天,当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将自由主义的研究课题重新展现出来,要求从理论上反思和解答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政府、自由与权威的关系等问题时,消除对自由主义的种种误解,阐明它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点就更有必要了.     

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提供一个反观辛亥革命自身价值的新视角

本文以中国城市现代化路径及其变局为视角 ,考察辛亥革命后新政制生态下扮演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角色的两个新政权 (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 ;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传承了共和政体的北洋政府 )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具有正面效应的所为 ,以及它在经济和社会整合中所产生出的对于城市现代化颇具变革性的推动作用 ,以此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城市现代化与清末城市现代化是两种性质不同制度架构下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不仅开创了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时期 ,而且开辟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和新境界 ,其在该领域内的成就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和极为深远的。     

孙中山的经济现代化理想与深圳经济特区的现代化实践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思想包含有十分广泛的内容 ,但其中有不少思想与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十分接近。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以对外开放带动经济发展 ,这与孙中山试图以开放引进先进社会生产力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是相通的。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同时又重视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强调国家的经济命脉应由政府控制。这与目前深圳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相通之处     

政党权威:基本走向及其现实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不仅有政治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出了国家权力最终回归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政党权威是一种以社会权威为终极取向的政治权威形态。政党权威必须构建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应属于一种法理型权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各种社会利益整合的需求、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压力、社会自治和社会权威的形成都需要执政党政党权威的巩固和发展。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论孙中山、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近代中国,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都是放眼世界的,然而又都以本民族的传统为基点,从而必须面临大同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道德、知行、民族与国家三个方面对孙、康二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     

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在理论上,孙中山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平等为现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建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为现代化方案的基础.而在实施和推行方面,则致力于将理论化为实践,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并以三民主义理论作为推进实施的权威武器.孙中山倡导的现代化,具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规划治国：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运用规划(计划)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依据，以科学合理地制定阶段性规划蓝图并予以有效贯彻落实为主线，以规划的体系化建设为重点，以党政分工、纵横转译、行动落实和评估考核为运作机制，以发展秩序、空间秩序和治理秩序为价值追求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兴国兴世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规划治理范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定科学可持续宏观发展战略的制度优势，构建将近期发展目标与中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融规划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职能于一体的治国理政能力，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规划治国范式所蕴涵的规划编制、规划落实、规划效果评估、规划图景展望等内容，已成为书写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精彩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

本文以中日档案史料为依据,探讨了从兴中会起义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与刘学询之间的关系演变。揭示了刘学询在东京执行“联倭杀康”计划期间,于“夜深人静”之际与孙中山“闭户密谈”。孙中山试图通过刘学询筹集革命经费,而刘学询则心怀鬼胎,另有图谋。孙中山对刘学询抱太多幻想,又太重乡情,因而对刘氏效忠清廷、唯利是图的本质缺乏足够认识,故屡遭挫折。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制度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实现了制度变革的结构性突破,建构形成了容纳和支撑现代化变革的强有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实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体制与组织架构。而改革开放２０年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表明中国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打破了现代化建设动力长期不足的僵滞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