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北宋政治

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北宋统治者在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的同时,对道教采取扶持和尊崇的政策,道教与北宋政治之关系十分密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和道教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

本文分析了蒙古统治时期在西域推行的宗教政策 ,对成吉思汗时起就实行的对各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给予了历史的肯定 ,同时也指出了蒙古统治者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失误和留下的历史教训     

“抑商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 在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均实行抑商政策,限制流通的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的。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面,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国家政权把自给自足的农业放在首位,把“劝课农桑”视作“为政之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从而,具有瓦解自然经济功能的商品经济,必然受到统治者千方百计的控制和摧残。西晋时期的法令规定,商人出门均带头巾,上面必须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而且一脚着黑鞋,一脚着白鞋,其地位低     

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双重标准

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隐士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是礼敬隐士的。但自先秦以来,反对隐逸的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本文通过对尊隐、反隐两种历史现象的分析,发现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所使用的乃是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双重标准,而其立论的出发点却惊人地一致。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历史上佛道二教不断发展的同时都主动向世俗封建政权靠拢,衍至唐代二教都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的兴盛与唐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借助统治者们的扶植与尊崇、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唐代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佛道二教的发展为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舆论影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认清这一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宗教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了解唐朝社会的发展过程。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民族交融背景下赵孟兆页入仕问题摭说

赵孟兆页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 处在民族融合的动荡历史时期, 其入仕受到了后人的政治诟病.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赵孟頫仕元有着多重因素, 他 "隐不能隐" 不得已而入仕, "忍还得忍" 而尽力做到有用于社会, 最重要的是他 "我还是我" 的真实面貌, 始终正确面对时代与社会的现实, 并把握自我, 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从而成就了一代天才, 成为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大师.     

论隋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隋朝时期,在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一方面,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国策仍以儒学为本,自隋文帝至隋炀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儒学治国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极力护持。隋朝统治者之所以实行崇佛重道、二教并重的政策,是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发展态势相关,也与隋朝统治者利用符图谶以得天下大有干系。隋朝统治者的崇佛重道以巩固与加强皇权为目的,绝对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基于小隐、大隐观念上的扬弃与超越,也是汉魏以来文人对前此隐逸行为重新审视后自我调适的结果。本文试将中隐置于中唐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政治、佛道思想、经济基础去观照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指出中唐日益腐朽的社会政治是中隐产生的直接因素,佛道思想奠定了中隐的理论根基,奉亲养家的现实需要和外官丰厚的俸禄是中隐产生的经济动因。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儒生参政和汉代政治与思想机制论纲

1、要有效地进行统治，实现政策运作的功能和目标，需要借助于能成功运行的政治与思想的机制。统治者不仅要有一套以他的意志为主体的指挥中枢，还需要能顺利传递中枢意志的传递机构（这里不是指驿站之类的传递方式）。唯如此，才能实现统治运作的系统性、直达性和有效性。组成有效指挥中枢和传递机构的人员，必需是有较高文化的人。前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达到有效运作而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在现代社会是政府雇员），要求在政治机制和思想机制上必需统一。只有政治与思想机制的统一，才能保证最高统治者阶级意…     

略论《老子》的治国之道

西汉封建王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特别是文帝时期,统治阶层大都尊崇“黄老之学”,实行“守道任法”,“无为而治”的政策。这个政策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有人考察我国的农业发展史,发现在西汉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二千斤。这个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我国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差不多)到文、景二帝时出现了“国富民安”的所谓“文景之治”。据载当时皇帝的库藏中,从农民手里搜刮的钱多得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