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蒙太格语法的历史命运

蒙太格语法是20世纪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其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目前还难以作出准确的估价.而蒙太格其人即便对我国学术界而言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因此,以蒙太格语法的历史命运为题,详细地描述蒙太格语法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蒙太格语法进入语言学界的曲折复杂过程,通过蒙太格本人的心路历程的展示和对蒙太格语法理论发展真实面貌的描述,进而澄清蒙太格理论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就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该理论真正的学术品质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     

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

在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并存的特殊语境中,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是由于叙事信息刺激,产生关于他国的审美想象。大众叙事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应当有意回避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注重设置相似的故事语境,减低文化折扣。叙事尤其需要关注广义论证的要求。在假定性叙事中,只有当人物行动、事件组织、故事演进等遵守故事语境所要求的文化逻辑/论证规则时,德里达意义上的“最小空间”才真正地建构起来,并通过隐喻的浓缩、叠加与放大等修辞功能,扩展成国家形象。     

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设计方法的美学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叙事来呈现历史,展示个性与特色。城市叙事空间像小说文本一样,有着自己语言体系,通过自己的字词句法安排情节,讲述故事。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方法主要有场景编辑法、蒙太奇叙事法、空间重组法和科技再现法四种,每种方法并非是单一的,在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叙事中,往往是根据所要讲述的历史文化形态,如建筑遗迹、考古遗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仪式、宗教文化等综合运用。湖南常德老西门,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叙事典型,成功运用叙事空间方法,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老西门的历史,既使人能够产生强烈的空间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加强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

叙事治疗是基于社会建构论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的新模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一方法开始应用于团体情境.文章先回顾了叙事治疗的历史、理论基础和治疗技术,接着讨论了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运用的优势之处、效果及应注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叙事治疗非常契合当前的社会特点和人们的内心需求,而在团体工作中运用叙事治疗在很多情境中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团体情景中运用叙事治疗也符合中国群体丈化的特点.     

现代性、全球性叙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自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形成后,人类实际上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性叙事正在或已经取代了现代性叙事。当前,文化已不再满足于狭隘的现代性阐释,而努力从全球性立场重新思考文化的颠覆和塑造现实的功能,现代性的内涵在扩大。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文化在同一时空出场,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使得民族国家遭遇文化发展的逻辑困境:文化异质化和文化同质化。为此,交往与融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超越即文化品格的超越向度、文化理念的升华向度、文化发展的逻辑向度。     

论美与文化情境

生存于相异历史时空、社会环境中的人对于美有不同的判别准衡,人类历史中对于美的概念界定亦始终在流转中变更不定。审美并非纯粹的个体行为,特定的生存境况、文化情境会内化为人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判断体系,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产生相应的审美感受。在对"美"的探知中,只有尽可能走入与美的产生相关的文化情境,对美的探究和梳理才能成为可能的并且有效的。     

管理思想的演进路径与普适性的管理观

管理活动既是文化力量——尤其是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同时又是特定文化的一个过程。管理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受特定文化价值准则的影响,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准则。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出发,文化的演进是渐进的,一种文化不是消灭另一种文化而产生的,而是在一种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对立统一、矛盾转化,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反映特定文化的管理思想也是在不断的对立统一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关于特定人性条件、特定组织、特定环境下的管理观。这些管理观是普适的,除了有文化演进规律的基础外,还因为产生这些管理观的条件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内依然存在,一些适应当前社会条件的管理观仍然可以从以前的管理观那里找到处理问题的启发和演进的力量。管理学的本质是普适性的,而且是根本上的普适性。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涵义无穷分层问题

弗雷格区分了涵义和指称,但是这个区分在间接引语中导致涵义无穷分层问题。克里普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要点在于亲知启示性和递归规则。然而,克里普克混淆了语法涵义和认知涵义,他的解决方案是对弗雷格涵义理论的歪曲。在弗雷格关于涵义的论述中存在着语法涵义、认知涵义和逻辑涵义三个不同维度,只有通过逻辑涵义才能正确理解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也只有逻辑涵义才能调和语法涵义和认知涵义之间的冲突。     

苗文化非理性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空白

苗族人重表象轻逻辑、重感情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苗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倾向。而苗裔作家沈从文则以同样自由的心灵在进行小说创作 ,也是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绝对的或者相对的叙事空白。从叙事角度看 ,这些叙事空白同苗文化叙事传承中的空白一样 ,都应是非理性化传承叙事的体现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20世纪革命文学思潮回顾

本文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置放在具体历史情境内,揭示它的叙事逻辑特征及意识形态功能.20世纪20年代,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开创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但因初期革命文学理论的幼稚,导致否定其叙事的浪漫谛克的倾向.《水》的新写实主义被认为是革命文学克服浪漫谛克叙事的实现,更是国民党日趋严紧的文化控制与政治压迫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焦虑从历史中的退场.40年代解放区意识形态焦虑由阉割焦虑开始转向权威焦虑,《白毛女》的叙事逻辑即人民的苦大冤深与共产党的救苦救难,是现代革命叙事逻辑的再创造.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及范式

虚构是文学发育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叙事的一个突出特征。《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与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现象的形成等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其发生方式主要有依附史实、踵事增华和借名拟托、无中生有,而后者也即拟托文的虚构又可以分为附会、套括、仿改、缀辑、衍生五种,近乎涵纳了后世历史小说尤其是新历史小说的所有虚构叙事类型。《战国策》夸饰恣肆的文风、大量的寓言及一些长篇叙事文对后世的文学叙事有着重要影响。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当专著不再是媒介:网络时代的历史叙事

在过去的50年中,出现了众多关于叙事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的讨论.而在其中,“叙事”则表现为一个给定的、并且仅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 “叙事”的概念随文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独立专著这一特定的与讲故事相关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关于“历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个历史学家作为个体写作的一本书”这样的信念内在于20世纪中绝大多数关于“叙事”的讨论,这意味着语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独立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新的传媒生态中,独立专著的“自然性”不应继续被当作是既定的.数字化和因特网为制造和传播历史知识提供了新技术,而在这一过程中,职业历史学家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在其实用意义之外,数字媒体在“其社会产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种媒介所产生”这一方面,为考察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并且改变了我们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实践的理解.     

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从共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三重逻辑：首先是以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自我——他者”二元分化结构的确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逻辑;其次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最后是以政治主体性的裂变与政治价值的自觉建构为要旨的政治认同逻辑。从历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一种先后的历史演变逻辑,它的三重内在逻辑分别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香港社会历史阶段,交汇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价值观念形态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