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困惑——以虚拟现实及其沉浸性为例

赛伯空间、虚拟现实以现代技术为支撑,体现了技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但它们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成因。沉浸性是虚拟现实的本质属性,是当代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交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当代网络文化的困惑,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基础的危机。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文化保守主义: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重新选择

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转折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主张与文化策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迄今没有权威的定义,但一般的含义应该是明确的,即：一、它主要倡导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对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拒斥;二、它针对的是当前文化中的价值流弊现象;三、它带有阶段性的文化色彩。任何文化主张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化主张,如唐宋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和明代浪漫主义文学主张,都带有纠正时弊、继往开来的针对性。因此,我们现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当然也是鉴于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     

变奏曲: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职责是反抗和拒绝社会,而文化肯定着现代性,或压制人们,或重建社会,即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演奏着"变奏曲"。此变奏曲形成的原因,在于艺术坚守着批判职责,而文化随着社会的全面管制而退变为秩序的维护者,从而艺术与文化之间由和谐转变为对抗。此变奏曲拥有一个永恒主题——人的幸福,实现幸福的重任依靠艺术和文化,它们通过激发人的潜能而重建人格,进而重建社会。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以广东为例

岭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典范性代表。现代性既张扬于现代社会里,也蕴涵于传统社会中,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实际出发,既张扬传统更重视现实,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发明的长处,既要变革中国振兴中华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文化的民族性的坚守、时代性的变革、世界性的激荡,在近代岭南文化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在实践中通过三者的整合而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现代性而糅合出的也许不甚清晰但却信念坚定的现代化图景的追求。当代岭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所创造的体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岭南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都离不开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文化建设,典型地反映出当代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岭南文化所包蕴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敢闯、包容、平和、重商、诚信、敏行、敬业等卓越品质,能够自觉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其现代性,整合中外优秀文...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重建现代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

马克思采取辩证否定的立场,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批判,其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新世界",即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现实地重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采取革命的实践原则,才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其哲学革命才具有真实意义。     

评杨明斋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

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杨明斋对他们宣扬文化保守主义的著述做了当时系统性和深刻性结合得最好的批评。杨明斋的文化观有三个特点 :一是从唯物而不是唯心的立场来探讨文化问题 ;二是从大多数人而不是单纯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化问题 ;三是文化研究要注意文献记载和历史、社会事实相统一。他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也是基于这三个特点展开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他的文化观存在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 ,这也是时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所在     

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显然,这两个话题是通过翻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被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引证并讨论。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形成,一方面消解了大一统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三份宣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典型文本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与《甲申文化宣言》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三份宣言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文本体现了其相近的文化主张: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危机感;以文化的多元性抗衡西方启蒙理性的普适性;能以比较开阔的胸襟、比较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在人类未来文化构建上倾向于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生态与中国文化救西论等。其文化主张的前后调整也折射到三份宣言上: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不断增强;对异质文明从被动的防范到主动的开放的态势;政治与文化场域互动体现了政治驱动型、游离超脱型、文化建言型三种不同模式。     

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阿多诺思想的二重奏

阿多诺认为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一对非此即彼的对手,因为艺术是社会反题,而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即前者反抗着社会,后者维护着社会。艺术之所以痛斥大众文化,不在于后者威胁着艺术既有的神圣地位,而在于大众文化加剧了人的异化,阻碍着现代性的进步。阿多诺这种思想的二重奏是"无调的",即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始终是不和谐的,因为阿多诺强调艺术的自治而悲壮的"晚期风格",其实这种"无调"中贯穿着一个宗旨:对人的深切关怀,即这是一个有调的无调式二重奏。     

从现代性到自然史:再探乡村与现代性命题——以韩少功“寻根”乡村书写为中心

乡村与现代性作为基本命题,一直纠合于近百年乡村书写的流变深处,并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中得到了更为复杂矛盾的想象与呈现。韩少功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其由乡村书写走入的"寻根"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即乡村与现代的两难。这一方面源于其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想象本身即带有反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以致走入了话语冲突的旋涡;另一方面也在于他通过文本实践,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更为自然化的原初乡村世界。从阿多诺提出的"自然史"视野来看,这一原初乡村书写指向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乡村自然史。由文化寻根的困境走入乡村自然史的书写,韩少功不仅发掘出了新的乡村景观,也对乡村与现代这一乡村书写史上的核心命题做出了新的想象和探索。     

章士钊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想

作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保守阵营中的一员,章士钊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温和至保守的迁易。从早期在宇宙史观上坚执“新旧调和”的论调,到最终抛出“明农复古”的文化主张,并在文学领域内标举文言、弃绝白话,章氏在构筑自身的保守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同时,也完成了心理、知性双重层面上向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而他为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所作出的“明农复古”的文化设计虽是潮流的反动,却亦有其学理上的合理之处,对当前的文化重建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何处去——以出版为例

中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但在我结识的几十位民营书商朋友中，最早从业的大概在1985年，算得业界元老，至今也不过二十五年，这说明文化和图书业的市场化．是稍稍滞后于其他行业的。大概这和发行渠道一度由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相关。     

以革命的名义:南街社会的文化特征

南街村以独特的社区理念著称于世,其中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和实践格外引人注目。通过探讨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特征我们可以发现：１．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更多地承袭了公社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在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严格控制和文化灌输的政治强制性、高效性;２．村一级政权组织在村庄社区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维护政制的合法延续,平衡村庄与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具有张力的权力、利益关系的组织保障;３．在村庄行政的运作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拟家族行为特征,其中的封建性和专制性有碍于村民健康独立的现代人格的形成,是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阻力。     

简论区域文化的定位问题——以“闽文化”和“泉州学”为例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文化圈”、“文化区”和“文化个体”(区域文化 )的层次、范围差别、理论依据以及各自相应的文化指标 ,并以此为标尺来衡量“闽文化”和“泉州学”的定位问题 ,认为所谓“闽文化”的“多元”(碎状 )、“难融”、“不平衡诸特征即表明它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是不成立的 ;而“泉州文化”基本上是与闽南文化为一体的 ;“泉州学”若要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还需要按学科规范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