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

北宋元丰改制前,宋朝施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官僚集团中作为最高级别的宰相,其列衔仍然有官、职、差遣的区分,官员会以不同的本官拜任宰相,拜相前本官品级的高低、拜相次数都是影响拜相时所带本官高低的重要因素。宋太祖朝以后,初次拜相时官员所带本官通常偏低,这与宋朝帝王的权术、时局变化有关。任相期间,宰相本官会发生相应的迁转,迁转速度不固定,但迁官顺序则有相应的规定,迁官原因多与国家政局、皇帝态度息息相关。罢相降官的情况不多,且罢相时所除本官都不低于六部侍郎。宰相兼官实质上是本官(寄禄官)之一种,"兼"字仅作系衔之用。"侍中"虽为宰相称谓,但侍中衔宰相仍带"平章事",这与"平章事"成为任相的主流以及宋人认知观念密切相关。     

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

北宋前期的枢相不是宰相 ,也不是宰相兼枢密使 ,而通常是指带侍中或平章事衔的特殊枢密使。本文对枢相的含义予以新的解释 ,探讨了其系衔方式、入选资格、待遇、人数及任期问题 ,肯定了其有利于中枢权力调配之作用 ,并指出其对财政支出带来压力的不利的一面。     

释“平章事”

释“平章事”黄利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平章事”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史家多以其为唐代的宰相，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今试掇集史料释之。唐初，“平章事”是地位最低的宰相。永淳元年四月，黄门传郎郭侍举等，并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     

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试探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

研究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首先应当注意《辽史·百官志》的两段记载。一是“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甫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①。这里涉及的全是北面中央官“朝官”的主要部门,从文意理解,北、南宰相府是总辖各部门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段史料明显地反映出著《辽史》者将中原封建官制中的六部硬行与经过改造以后的辽朝政权机构捏合在一起的痕迹。照此,六部似乎在辽代都有相应的部门,而且是在北面官系统中,只是名称改成了“北枢密”等等。对于北面官系统各主管…     

《宋史宰辅表考证》辨误三则 ——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校勘二则

本文通过考证,辨正了《宋史宰辅表考证·辨误篇》对绍兴十四年二月楼炤除签书枢密院事、绍兴二十一年十一月巫伋以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以及《补遗篇》对建炎四年刘珏罢免权知三省枢密院事的三处考证错误.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陈文龙抗元事迹

陈文龙是南来一位可以与丈夫样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的著名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他尽忠报国的高风亮节．宁死不屈的拥锌铁骨．诚如宋末丈人郑思肖所评价的那样“如水行地，如日在空”①．万古长存。陈文龙（公元1232—1277）．初名子龙，亨德刚．别号如心。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市东门外阔口乡）人。席宗咸淳四年（公无1268）状元及第．度宗御笔赐名“文龙”．因字“君责”。历仕度宗、恭宗、瑞宗，累官至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闽广宣抚使、知兴化军等职。陈文龙出身于“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的名宦世家。他的前辈如南宋宰相陈俊卿等，都是…     

宋代宰辅贴职考辨

宋代宰辅贴职情况十分复杂,宋元丰改制前,宰相一般可带三馆贴职(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中书独相、二员宰相、三员宰相在任时所带贴职形式多有不同。监修国史作为宰相所带贴职,负责史馆修史等诸多事务。元丰改制后至南宋时期,三省宰相均不再贴职,但枢密院副长官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则可以带贴职且后来发展成为定制。     

简论《中堂事记》及其史料价值

蒙元初史料较为贫乏,王恽《中堂事记》则是其中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以日志形式记录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至次年九月返回燕京之事,保存了期间中书机构及其运作包括颁布政令的资料,文中所引多为原始公文、档案,翔实可信,对研究蒙元初典章制度和中统初年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