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辅导提纲

一、了解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意义和水平的编写特点。专升本的学员为什么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又要开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课程呢？学习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流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相近或类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群体结构，创作显示出共同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文学流派。这种文学流派一方面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有独特风格的众多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审美倾向的总体面貌。正因为文学流派…     

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生态与“中国形象”结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催生下诞生的,异域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承传交互作用下的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生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观照意义。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中国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其他形象、语境中重构而来,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其生态结构的构成创造了一种概念的、空间的、存在的多种形象互动影响的文化对话新平台。     

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

二次大战是中华民族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我们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境遇。战时中国文学中的异族、“他者”形象，作为中国作家战争中生命体验的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文学有可能更开阔地在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高度上去拓展自身存在的时空。张爱玲、无名氏、夏衍、侣伦等人用自己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普遍性价值，留下了久远的思考。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

战争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的重要背景,它不仅直接制约着战时作家的生活与文学面貌,多方面地影响着战时文学的主题、题材选择与文体风格及创作形式的确定,而且战时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规范对此时此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的型范作用。     

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中的家宅想象

自晚清科幻文学开始,家宅形象主要表现为文明载体、侧重公共领域等特点,充当了作家畅想先进国族形象的重要媒介。进入新世纪,中国科幻作品中的家宅形象变得暧昧含混,成为脱离了时空限制、拒绝了深度和历史感的“超空间”。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家宅形象的新面向,不仅折射出作家对人与家宅关系的新思索,也暗含了作家对于人的身份、技术异化、宇宙时空、精神主体性等问题的突破性思考。     

语言原乡:战时精神故乡的基石

作为“人的存在之家园”的民族语言是战时中国作家苦苦构筑的精神原乡。尤其在日占区,中国作家坚持用汉语创作,不仅有着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操守,还有着作家身份认同的寻求。而在20世纪语言哲学的背景下,战时中国文学的语言层面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意味,不仅语言直接构成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形态,而且“言说”本身展开着交锋,语言原乡由此让人们在战争环境中寻求到民族、祖国的存在。     

“重述神话”与“中国形象”的重塑

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促成了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出版合作.当代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夫妇参了此次写作项目并出版、发行相关的作品.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并非由中国自身塑造,藉此次跨国出版项目的契机,当代中国作家获得了重塑“中国形象”的新认知和新体验.通过对本民族神话的现代重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中寄托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给予现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抚慰,催生新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彰显出了新的“中国形象”的深厚文化涵义.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对20世纪初期遭受外强入侵后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典型书写。但在这重显性中国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重不易为读者觉察的隐性中国形象。对“他者”中国的这一双重书写体现着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代表着双重的东方主义。同时,它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古代“神话”与现代启蒙的遇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借鉴

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乏对古代希腊文学的研究和借鉴,但由于文化历史的隔膜,现代中国作家对古希腊文学保持着少有的冷静和距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之间无论在理论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着某些联系,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和文学承传中的不自觉的通合,这种通合从译介与接受、理论批评与建构以及创作趋向诸方面显示着古代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之间潜在的对话状态。     

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

现代巴蜀作家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书写,率先展示出区域文学在中国的现实发生,继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区域化进行了大力推进,书写出典范之作,直接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评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数年前,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我们弘扬多年的“人文关怀”落到了实处。众所周知,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同在经济、文化上被边缘化一样,中国西部在文学上也长期被边缘化。固然不乏有着一些对西部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批评,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下的一种独特文学存在,中国西部文学在整体上一直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像研究“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湘军”、“东北作家群”等那样成为关注的热…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诗神远游：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普希金作为中国文学介绍、评论最多的俄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创作实践,以及诗人的审美经验、精神品格等方面都留下深刻印痕。从左翼作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理论主张,到后期广场诗歌朗诵运动,都潜隐着他的内质精神。在新诗生成层面,他促进着中国本土写作者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意象、体式等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百余年间,普希金诗人形象也在“他者”的社会不断被重塑,在文学新秩序的创建中留下多重身影。     

中国文学创造张力论

中国文学的创造张力体现为：文学按照“载道”要求只在文体修辞性等方面的创新,导致作家的依附性思维而使得中国文学“从动于文化”;文学尊重人的爱欲和情感,反抗礼教道教束缚的生命觉醒,因为作家缺乏“自己的情理统一”努力而使得中国文学“弱动于文化”;文学中作家个体哲学觉醒内在地批判改造儒道和西学思想,因为“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潜在实现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动于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论需要在“奇异”“别趣”“象外之象”基础上增加“独思”“独象”“象内独象”之新范畴,才能弥补中国文论在创造境界问题上缺乏文学独创性思考之局限。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