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北魏政权正统建设研究

正统论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合法性理论。北魏历代帝王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取得北方各民族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正统化运动,他们不仅从“天命王权”、“五德始终”、“国号议定”等方面证明北魏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从改正朔、对华夏及华夏文化的认同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以此保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孝文帝时期,这一运动达到高潮。北魏最终成为被纳入正史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王袆的史学思想

王(?)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很有独到之处。其特点是受金华儒学传统影响,重经学而不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他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王(?)的史学思想,虽基本仍未跳出传统儒学观念的藩篱,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王(?)的史学思想对明初的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孝孺正统论探析

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简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素为人们关注。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如下观点: (1)与政治伦理紧密联系,重视现实的人生,着眼人际关系的处理;(2)以人为思考中心,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相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3)有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强调对立统一,阴阳五行和宇宙生成论是古代辩证思维理论的骨架;(4)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有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相统一;(5)具有博大的系统观,把世界既看作整体又看作过程,有求统一的思维方     

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从早期"批判的"文明论到后期"重建的"文明论演变;尽管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作为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以文明的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文明、合法化危机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总体上是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明论。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石介《中国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意蕴

《中国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以“中国”题名的一篇“奇文”，所论之“中国”指涉到地理意义、文明意义、民族意义三个层面。石介首先指出中国“居中”位置的特殊性，以人文的、政治的空间构想重塑“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的核心地位。再次石介明确将地理空间和伦理道德、社会纲常结合起来，宣扬天常、地理与人道的对应关系，高扬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体现出决绝的“夷夏分立”的民族观。最后石介一针见血攻驳佛、老，表现出对儒家正统纲常秩序与本土文化观念的固守。《中国论》通过文字书写传达出内忧外患国势下宋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以思想认同的途径旨在确立和维系宋代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和文明思想的合法性，从而宣扬出宋代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纪念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90周年

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应该弄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思想家和革命家柯尔施最先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从批判性分析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失误开始的.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哲学问题的极度忽视是丧失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重要表现.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柯尔施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是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和革命哲学的统一.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有三大理论创新:在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在国家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双重基本职能,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往往因为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而被异化;在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并将之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     

中国民族思想的研究内容

民族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及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及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民族思想主要研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军事家及普通民众对民族起源、民族政权更替规律、民族关系发展规律、民族政治结构、民族经济制度、民族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民族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民族发展的路径等问题的思考、认识、总结及预见。     

我国民族关系的由来与发展问题

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历史特点及其特有的内在规律性。作者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应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区别;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国务民族在历史上逐步实现统一的;所谓中原正统和古代各民族无法往来等论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文章还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近百年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动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卓越史篇,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伟大的文明创造.     

评冒顿单于

冒顿单于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具有高超政治谋略的杰出政治家,富有创造性的军事才干。他第一次统一了北方草原游牧各民族,建立起强大的政权。统治期间,匈奴经济迅速发展。对于冒顿单于,我们应该给予准确的定位和高度的评价。     

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帝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轰然倒塌,中国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民治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精英的普遍意识形态,希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就民国政治学家而言,其民治诉求主要来源于下列因素:第一,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理论的历史记忆;第二,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域外教育背景;第三,中国非反体制的连续性国家进化的理性判断。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文明璧合。但是,中国政权的风雨飘,却使他们不得不仰赖集权,从而对民治既爱又怨,形成一种矛盾心态。     

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与中体西用

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体西用”一个世纪以来仍余音袅袅,引起冯友兰、张岱年、贺麟、李泽厚等名家的不断关注与翻新。这一文化哲学论式为何具有如此恒久的魅力？笔者认为,这一论式的价值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发展性,其学术根基在...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