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文启蒙》看清初满族人对汉语的使用

满汉合璧的《清文启蒙》是清代的满语教材,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从书中的汉语释义来看,雍正时期,满族人已进入使用满汉双语阶段,其作者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普通的满族旗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满族人所使用的汉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同时有些满语成分也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这些满语成分成为了汉语家族的新成员。     

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诸申,是女真及早期一般满人对自己的称呼。对于诸申的问题,前人只是在分析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时附带谈及,意见亦颇悬殊。有的同志把诸申当作奴隶,有的认为是封建依附农民,有的还把大多数诸申定为小奴隶主。恰当地断定诸申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弄清早期满族的阶级关系,正确判断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满文老档》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我认为,诸申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的诸申,并不是奴仆、奴才,而是任意耕猎的氏族成员。随着满族进入到奴隶社会,诸申便下降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统治的穷苦平民。以后,当满族向封建制过渡时,诸申也相应地转化为封建依附农民。     

宁夏“旗人”史话

旗人,是宁夏地区对清代八旗驻防军及其后裔的俗称。辛亥革命后乃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部分聚居于今银川市迤西十五里的新城,故也称之为“新城人”、“满城人”或“满人”,也就是现在通称的满族。其实,他们不全是满族,其中一部分是当年被清朝编入八旗的蒙古族,属于八旗蒙古。由干与同赴该地戍边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满族人同聚一城,共同生活和斗争,久而久之,在被当地回、汉人民统视之为“旗人”的情况下,自己也以满族自居了。     

满洲“牛录”考释

努尔哈赤时代的八旗制度,过去某些满族史专著把它叫牛录——八旗制度。因此,深入研究八旗制度,探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就要从研究“牛录”开始。“牛录”是构成旗的基层单位,并且还有悠久的历史。“牛录”,或写作“牛禄”,或称“柳累”(见申忠一:《建州图录》)、“牛绿”(见《沈阳状启》),均为满语音译,意译当为“大     

纳兰性德词个性寻源

有“国初第一词人”之誉的纳兰性德,是中国文学吏上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毫无疑问,古老的汉文学传统、同时代汉族文人的思想和作品风格,影响和规范了纳兰词,但纳兰性德毕竟是满族人,又生活在满族“初入中原”时期,我们不能忽视清初满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内涵对纳兰词个性形成的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性地以纳兰性德的满族文化背景为依托,联系其个人的处境、心理等因素,探索纳兰词的个性之源。 纳兰性德出生的1655年,满族入关刚过11个年头,顺治亲政仅仅4年,虽然政局早就明朗,满族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已成定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清时满族葬俗浅论

满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一直传承不衰 ,并且沉淀于满族人的心理结构中 ,作为民族的一种内涵体现在其社会生活之中。葬俗(即丧葬习俗 )无疑是一个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7世纪中叶以来 ,入主中原的满族统一了全国 ,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满族的文化包括风俗习惯等自入关以后发生了某些演变 ,尤其是在葬俗方面 :“自疾革以至成服 ,大约俱遵文公《家礼》”1 “其五服之制 ,率皆奉文公《家礼》……虽至愚劣 ,不敢逾礼。”2文公即朱文公 ,南宋朱熹。这是民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     

“乌”族词的文化内涵

“乌”族词的形成源于乌鸦的外形特点和生活习性,又蕴含了汉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乌”族词可以分为形象词语和象征词语两部分。形象词语又以视觉形象居多。象征词语包括借物征取义和借谐音取义两类。     

满族茶道

据《松漠纪闻》记载:女真人在婚嫁喜庆之日,饮酒之后,仅留上等客人饮茶,可见茶食之贵重。 满族在入关前,喜饮马奶、牛奶、羊奶。入关后,受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城镇的满族也开始饮茶,以绿茶、花茶为主,也有饮红茶者。而且待客必有茶,其茶具多为带盖的瓷茶碗,精巧美观,琳琅满目。 农村满族人也有饮茶习惯,不过他们饮的大多是自己制作的土茶,如有用春天嫩柳芽焙制的柳蕾茶,常用来待客,喝了能清火败火明目。陶弘景伤科中载:“柳叶煎水可洗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论:“柳根可治黄痤、百浊。酒煮熨,可治风肿,止痛,消肿去瘀。”可见柳蕾茶是有一定健身疗效的。还有一种土茶,用野玫瑰叶(间或有少量的花)、黄芪、达子香(一个山杜鹃花)叶晒干泡饮,也十分清香。用炒糊的小米泡茶,也是一种饭后助消化的土茶。依兰、双城一带满族还喜饮一种酸茶,用黄米面加豆面发酵后,熬沸饮用,味带酸甜,十分好喝。     

关于穆昆与满洲“前四旗”问题──兼析八固山的建立

史学界个别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四穆昆即是“前四旗”。本文则认为,四穆昆并非“前四旗”,1615年努尔哈赤将四穆昆析置为八固山,建州女真社会组织才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后,“穆昆”便成为“家族”的满语音。     

“妆未梳成不许看”——从文学翻译中的“兼顾”原则说起

在本文中，作者以关于文学翻译的“兼顾”原则为切入点。一是回顾了该原则在内涵上的变迁过程，着重对比和探讨了从过去的鲁迅到林语堂，又从林语堂再到今天的许源冲乃至黄杲圻等翻译名家对于“兼顾”原则在认识和运用上的不断变化。二是作者指出，在鲁迅时代，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依归，以再现原作的结构美（风格）为“圭臬”；到了后来，则以再创造出可以和原作相媲美的译作为“最高境界”。三是作者还借以回顾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文学翻译的实质是“意译”。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商标名称的翻译不只是语义的对等转换,而是突出商品功能的艺术再创造。成功的商标翻译往往需要依靠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摆脱原语商标词音韵和意义上的束缚,不拘泥于传统的“忠实”标准,有意识地加以变通或背叛,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式,达到等效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商标翻译最高层次的“忠实”。以“叛逆”求“忠实”,这就是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方式有谐音寓意、纯粹译形、音形相融以及义形相融等。     

何谓“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超越

拉克劳、墨菲既继承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同时又超越了这一理论,正是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体悟,从而使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新领导权”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直接受惠于葛兰西,因而被称为“新葛兰西主义”,“领导权”始终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始终。     

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及其意义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项标准,邵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简称为三个“有利于”。这对于解放思想、消除顾虑,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大有益处的。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认为,三资企业符合三个“有利于”因而三资企业就姓“社”。有的认为,     

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反思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猛烈冲击人们的生活、思想。公开的或隐蔽的思想矛盾、冲突和斗争产生了。所谓姓“社”姓“资”之争,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从表面看,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深刻的历史根源,是解放后头三十年我国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运动不断。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或定势:对任何社会现象,在确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反应之前,首先追问它是姓“无”还是姓“资”。“文革”期间,乘车船、进北京也要问阶级成分。姓“无”者接受之,姓“资”者排斥之。在那年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中流意识

近年来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中流意识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中流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流意识消失”说;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被分成了“胜利组”和“失败组”;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已经沦为“下流社会”。在以上诸观点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对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中流意识进行了探讨。     

浅谈徽剧应该姓“徽”

关于徽剧的起源问题。史论界历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徽剧起源于安庆、石牌。它应该姓“安”或“石”。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称：“徽剧，亦称徽调或乱弹……明末清初。徽剧以青阳腔、昆曲及俗曲为基础，于安庆石牌、枞阳一带发展而形成”。并认定“石牌是徽戏发源地”。第二种说法是。徽戏起源于徽州、池州的“徽州腔”、“池州腔”，它应该姓“徽”，而不是姓“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