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阶级话语的符码修辞——对萧红《手》[1]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指出整个文本可视为由"手"这一主符码和其派生符码"笑"、"肺病"、"手套"、"《屠场》"共同构成的复杂叙事体,这些符码所具有的身体社会学层面的隐喻意义指向并构建了文本阶级话语的深层结构,使故事由主人公个人具体、特殊的遭遇上升到"个体对于自我阶级身份无望挣扎"的抽象、普遍的寓言层面.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符码、分类与架构:符码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学术争辩

伯恩斯坦以符码为核心,从阶级出发,以分类与架构为经纬建构了符码理论,以此探讨上层阶级通过对符码进行隐而不显的操控完成学校教育的控制,进而达到"文化再制"与"权力再制"的目的,试图阐明符码、文化传递与社会再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伯恩斯坦思想进出多个领域,导致学者常依不同的参照点来定位他的思想特性,因而引发了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如符码与教育不平等、符码控制与学校自主性、解释范围过于宽泛和理论范式的完整性等。多少有些吊诡的是,这些批判性争论不仅没有减弱符码理论的解释力,其批判的深度和丰富性反而进一步证明甚至强化了符码理论的重要价值。     

《感动中国》符码系统理论分析

约翰.菲斯克的符码系统理论可以把《感动中国》文本归结为三个层次的意义:直接意指分析、含蓄意指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可以看出,《感动中国》对于受众现实主体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它代表着主流文化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     

“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

《棋王》中的身体书写显示了"寻根文学"中现代性与古代性的混合,但文本已经蕴含了质疑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想。从寻根形象、文化符码以及寻根"结局"入手,将《棋王》这一症候性的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结构的努力体现了进步意识带来的美学创新欲求,但这种美学变革在当时又阻碍了"现代性疑虑"的进一步思考。80年代"寻根"的结局是另一个开始,它背后的犹疑预示了90年代更为明显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解。     

马克思剥削观的“方法论”基础——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阐释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把握马克思的剥削观,关键在于理解其"本质抽象"的科学方法。在本质抽象层面,剥削是基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垄断,"非劳动者"阶级对"劳动者"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在现象具体层面,不仅剩余劳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实现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具体方式也不同;不仅各个阶级本身的存在形式在变化,而且各个人的阶级归属和社会地位也在变化;任何形式的阶级剥削,都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又具有暂时性和相对性。     

论家族——政党(阶级)斗争母题模式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家族——政党(阶级)斗争母题模式,是通过家族生活世相的描写,在文本结构蕴藉社会变革中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的历史情态,能使读者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领悟和建构出家族—政党(阶级)—国家之间丰富的象征母题意蕴.《三家巷》和《红旗谱》是家族——政党(阶级)斗争母题模式最为典型的文学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苦菜花》《古船》《丰乳肥臀》等作品不仅以家族生活表达阶级和政党斗争的主题,而且通过母亲形象蕴藉了家族-母亲-国家的象征意蕴,丰富和拓展了家族——政党(阶级)斗争的母题模式.     

《金瓶梅》评点的空间叙事探赜

《金瓶梅》评点者打破小说线性叙事的传统,构筑了一个相对自足的《金瓶梅》话语阐释空间。叙事空间成为浓缩小说文本意蕴的符码,小说评点者的空间叙事建构,将各个叙事单元组合成相互渗透的意义之网,凸显中国小说理论强化文本细读之时的整体统摄眼光。以空间思维来读解小说文本和审视社会生活,《金瓶梅》评点者的空间意识展示了文本阐释空间的延展性知开放性,彰显了体悟小说文本意蕴的新路径。     

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论《广弘明集》对《魏书·老志》的转写

受到写本时代书写规则和宗教竞争的作用,《广弘明集》作为选集,收录《老志》却沒有保持《魏书·老志》的原貌.《广弘明集》对《老志》的改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再创作":一是从语法修辞层面简化文本,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改造文本.道宣之所以大肆改动《老志》,以及改动之后不作任何说明,与当时的佛道冲突以及写本时代密切相关.道宣转写之后的《老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客观性,但却保存了观察文本改造和探究佛道冲突的史料,探讨写本时代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奇的视角.     

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及其诠释范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本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域”、“中国传承文化视域”以及“现实的社会实践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构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本解读语境中毛泽东阶级分析法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行深入的文本学解读可以发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中内蕴着一种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范式即实践诠释范式。     

“增写”的价值：从《收获》版到单行本版的《活着》

《活着》的单行本版对《收获》版有5万字的增写,本文以文本整体为阐述基础,聚焦于“增写”五个部分修改信息符码的分析,认为这些增写的内容,或者调动、调整着读者的情绪;或者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感;或者丰满文本和主题的肌理,都具有重大的叙事价值。     

“常”与“变”的博弈——关于中国电影中的雷锋形象

本文以不同时期三部雷锋题材的电影作品《雷锋》《雷锋之歌》和《离开雷锋的日子》为个案,通过史料梳理与文本分析,揭示三部作品中不同的主题设置、内容选取和美学风格与其各自拍摄与接受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雷锋》回应了60年代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艰难恢复之中的历史背景,同时承袭了"十七年"电影中常见的英雄成长母题;《雷锋之歌》回应了"文革"时期阶级话语不断激化以及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历史事实;而《离开雷锋的日子》则以"仪式化"的文本方式,通过对雷锋形象中助人为乐精神的强调,实现了对文本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想象性弥合。     

幸福的辩证法——析《边城》与《沉船》中的时间流程

《边城》和《沉船》文本中透露出的"诗意",无疑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之境,笔者认为这种诗意的呈现,靠的是一种幸福的辨证法,其实质就是文本中所显示的时间意识。该文试图从这个层面出发,来联结二者的共同性,分析它们的差异,解读两文本所呈现的"时间流程"。     

《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确证

《共产党宣言》语言丰饶、言语深邃,喜用铺排、反问、比喻等修辞手法,并将其放置于阶级对立体系中完成修辞的言说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现象,但其文学性评判历来缺失。《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信度须从文本生成、多语种比照和翻译史演进等层面加以确证。由于叙事需要,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到《共产主义原理》再到《共产党宣言》,是带有教义特征的文本进行科学化、再进行文艺化的过程。从中、英、德文比较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不存在符合汉语言审美的文学化改造,从而疏离德文原文语言质地的现象。从汉译史看,《共产党宣言》精准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精髓和语言风格。足见,《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是可确证的。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符码实践中的权力逻辑：教育不平等的新视角

符码理论是伯恩斯坦的重要思想,为解释西方学生学业成败和教育不平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核心问题是:学校如何成为阶级再制的场域,符码、阶级和权力三者存在何种关系?以往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是达成阶级平等流动的重要途径.然而,伯恩斯坦却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符码背后蕴藏权力分配与社会控制原则,导致了教育不平等.学生来自不同阶层,言说符码有差异,造成学习起点明显差别.出身不利家庭的学生并未因学校教育而改善其学业成就不利现象,反而随着时间的增加,与中、上阶层学生之间的差距扩大.因为国家的课程都是精致型编码,饱含中产阶级语言特点,因此,中产阶级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容易成功,而劳工阶级学生容易失败,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也许是改变这一弊病的有效途径.     

通变、动态视角下的清华简《管仲》文本考察

清华简《管仲》是出土文献记载管子最集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简文通过桓公和管仲的问答,谈论"学与不学"、"起事之本"、"从人之道"、"设承立辅"等治学为政思想,这些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简帛文献启示我们应树立通变、动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早期古书文本生成和学派划分。基于此,文章从历时与共时层面,通过与西周金文、传世《管子》、战国竹简、先秦诸子类文献相互比较,系统梳理了《管仲》文本形成之源流,重新审视了《管子》等诸子文献的年代和早期学派的归属等,认为《管仲》文本源起多端,清华简《管仲》属于楚地竹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管仲学派的地域传播和文化互动。     

从“权力再制”到“文化再制”：教育实践中的符码逻辑——伯恩斯坦符码理论框架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本着“符码是文化再制的内在机制”而非“外在权力关系的转播站”的观点，伯恩斯坦建构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符码”来探讨西方教育不平等的深层逻辑。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并不能有效推动社会阶层流动及改善个人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制的工具，优势阶级通过“符码权力”进行控制，造成劳工阶级孩子在学校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事实。为了实现教育符码相对“自主性”，教育系统应在符码控制领域提供及再制批判的资源，当教育再脉络化领域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时，其产生的论述能够阻碍官方符码教育论述的支配程度，市民社会的兴起在实现“自主性”方面也值得期待。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