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冒死自荐

西汉大才子东方朔,当年也是个没人赏识的可怜虫,凭着一篇长达三千多片竹简的自荐信,倒是攀上了皇帝,可汉武帝身边人才济济,哪轮得着他？他只得了个“待诏公车”的小官,整天见不到皇帝一面。眼看满肚子才华要烂在肚子里了,东方朔很着急。怎样才能让皇帝发现自己呢？这天,东方朔闲逛中碰到几个侏儒,顿时有了主意。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东方朔简论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传奇人物。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奉承拍马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直言敢谏。他一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终生无所作为,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他有较高的文学天才,但因囿于模仿的误区成就不高。     

东方朔研究述评

东方朔是汉代重要作家,对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汉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论文从两个方面对自汉代以来有关东方朔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指出了以往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东方朔行事与汉武帝用人

奇才怪杰东方朔的宦海生涯与武帝当国几相始终,他一生的宠辱沉浮是衡量汉武帝用人及西汉武帝朝政治生态的重要镜鉴。迹其一生行事,东方朔始终扮演着谏臣、顾问、言语侍从三种角色,而最重要的角色是谏臣。相比同朝之臣,东方朔的政治才干略为逊色,汉武帝对其才华颇为赏识,但武帝用人是量材而授,并不因颇为赏识而特意拔擢。东方朔既有儒者的追求和情怀,又有着狂士的放浪和不羁,决定了他一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太大建树,但却成为了儒者文士追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东方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衍化、美化乃至神化。     

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

滑稽家是先秦至汉代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团体。这些人虽然行为狂放,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正义感和讽谏智慧,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     

东方朔“跛猫”“捕鼠”说的意义

我们探讨猫的驯宠史,注意到《东方朔传》所见东方朔对骠骑难,曾言跛猫捕鼠事。相关信息对于了解猫作为鼠的天敌怎样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意义相当重要。东方朔说如果可信,则能够推进对畜猫捕鼠的生活史的认识。汉武帝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热季的历史阶段,东方朔说结合河西出土木雕猫模型,可以深化中国猫是西方传入抑或本土驯化的讨论。     

金马门与朝隐象征 ——兼论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对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褚少孙、班固、扬雄眼中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朝隐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避世从容金马门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     

嵇康的处世心态与人生悲剧

纵观嵇康在正始末期以后的生活,虽然他一再声称自己远离世俗,但实际上他并未远离政治;虽然他曾遁隐山林,数次与神仙交往,但他并没有得道成仙;他高举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但他并没有完全超越名教。在吕安与吕巽的事件中,他有着清醒的是非观念,义无反顾地为吕安进行辩解。对于司马氏以孝为幌子而进行的篡权行为,他也毫不妥协地进行了抨击。正始以后,他一直高举着反抗司马氏篡魏的大旗,处处与之对抗,并且敢于坚守自己的志向,敢于向司马氏的篡权发出大胆的质疑与挑战,最终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这场悲剧,与嵇康正始末以来的处世心态息息相关,是由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所造成的。     

做事勇处世谦

在魏晋个性张扬的名士之中,谢安绝对算得上一号人物。他出身名门,相貌英俊,才华横溢,朝廷屡次征召他做官,都被他一口回绝。他经常与一群志趣相同者在东山游赏山水、吟诗清谈,竟开创了一种时髦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     

庄子处世观中的人生智慧

庄子身处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战国中期,他目睹当权者的残暴统治、老百姓的艰难生活以及人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世人提出了独特的处世观,期盼人们在保全生命的基础上,实现心灵的自由飞翔。     

《诗经》中的处世方法

《诗经》中的一些处世方法,如“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济有深步。深则厉,浅则揭”、“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有借鉴启迪意义。     

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从薛涛诗作看其处世态度的转变

薛涛文采风流,多才多艺,恃才傲物,触怒权贵被罚赴松州后,不得不委曲求全,三度献诗得返。从薛涛诗作可以看出薛涛一生处世态度的转变。回到成都后,薛涛收敛锋芒,圆滑处世,与历届川主及其幕僚还有出入成都的达官贵人保持良好关系,并常有酬唱之作。虽然处世圆滑,但薛涛内心依然高傲自负,她自诩＂兼才＂,以竹自喻;为维护边地百姓的利益,薛涛不惜专门写诗劝诫诸将。     

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

苏轼是一位聪明睿智的文人，其聪明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方面。本文结合苏轼词中所表达的种种情态，分析了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管中窥豹”地略见其“全人”的聪明睿智     

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西汉前期的政治转型要求学术为现实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思想支持,要求士人的知识才干直接服务于军政实践,东方朔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落后于时代需求,距大臣标准甚远,仕而不遇是历史必然,所谓朝隐是腾达无望的自慰之语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     

阮籍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

对于阮籍,有誉为表现了“魏晋风度”,亦有贬之为“垮掉的一代”。他在宦途上逃匿退避与虚与委蛇,是生存夹缝中迫于无奈的抉择;“嗜酒”“酣饮”,是全身自保的一种手段;越礼反俗的狂狷行为,却带着人性觉醒与思想解放的意义,具有殉道的精神。他的避世远祸的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不属于“应该否定”之列,而应该给予肯定与赞扬。     

儒道两家处世观之比较

本文比较了儒道两家处世论异同,着重论证了儒家以中庸之道为行为规范,道家则主张人性的回归自然论。     

以魏野送别诗为主论其交游处世

魏野送别诗在其交游诗乃至全部诗作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其内容主要包括惜别盼归、展望祝福、安慰规劝3个方面,并由此可以看出魏野是一位重情重义、交游广泛、具有世间高名的隐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魏野表现出隐逸、入仕之间的心理矛盾,却依然凭借其本色诗作和高洁情操,由朝堂至民间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在后世赢得“白衣宰相“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