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经上》原经探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１００字，共２０句，每５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第三章） 花言巧语甜颜蜜色的人，很少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就有三次，《公冶长篇》加上了“足恭”，《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反感鄙视。《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尚书皋陶谟》说：“巧言令色孔壬”，孔壬是很奸佞的意思。     

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从今年新学期开始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文本现象学视角下《论持久战》的 创新性价值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自问世以来，就被视为指导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纲领文件，然而近年来却出现“抄袭说”等不同声音。“抄袭说”主观上想通过贬低《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以拔高蒋百里、陈诚之作的历史地位，然而客观上却走向历史的虚无化。为了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双重危害，就必须对相关的文本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现象学还原，进而在反驳“抄袭说”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上自劳军”中的“上”为谁？

“上自劳军”一句，出自义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文中及书下注释标志：“劳”军之“上”是汉文帝（刘恒）。而正在热播的历史大片《汉武大帝》第三集中。却是汉景帝（刘启）由他的“智囊”老师晁错陪同去检阅周亚夫的细柳军（剧情细节与文中描写无异）。归来后信心十足地实施了“削藩”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怀着对教材与电视剧内容相异的疑问，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史记》，肯定地说：“劳军之‘上’”。文帝也。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理想主义的人最美

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拍戏时就说：“许晴你应该演宋庆龄。”《红磨坊》的导演、拍《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是老导演，都六十多岁，对宋庆龄有所了解。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马氏文通》果真主张“字有定类”吗？——评汉语语法学史上延续60多年的一种观点

《马氏文通》是主张“字无定类”的。但是近60年来一直有学者认为《马氏文通》也主张“字有定类”，或者说《马氏文通》既主张“字无定类”又主张“字有定类”。其实．《马氏文通》中只有“字无定类”说，而根本没有“字有定类”说。《马氏文通》既然主张“字无定类”，它就不可能再主张“字有定类”。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哈姆莱特》

厄普代克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颠覆了后者中的人物关系,把“被说者”变为“说者”,“说者”变成了“被说者”,从而传达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对历史、善恶尤其是女性问题所做的辩证性思考。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语》中的治学三境界

一提“治学三境界”，不少人都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表述了他的“治学三境界”之说。这便是《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要理解这“三境界”，须先弄清几个关键字的意思。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刘子》“权说”析论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卷八《明权》篇是中国权说思想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该篇在权变方法的内含、特质、原则和条件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的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两种无奈──《梦狼》与《东游记异》的对读

蒲松龄的《梦狼》与明代董的《东游记异》，在借用“虎狼”之类象征性形象来描绘封建官场之“群恶图”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但两者并无传承关系，因为从画面的寓旨到表现手段，从叙事角度到构图着色，两者都有质的差异。即便都是无奈情绪的外化，但着力于”报应说”的《梦狼》所表现的是那种“处江湖之远”的局外人的无奈，而“自谴谴之”的《东游记异》表现的则是“居庙堂之高”的局中人的无奈。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