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词义辨析三组

囚禁锢 “囚”的本义是拘系、关押。《说文》:“囚,系也,从人在“□”(音wéi),“□”字象形,是囚禁犯人的“圜土”(即牢狱)等地方,与“人”会意为“囚”。《尚书·蔡伸之命》:“囚蔡叔于郭邻”,《韩非子·说林上》:“吏因囚之’,用的都是本义。上古时,拘囚的主要对象是战场上捉到的俘虏,所以俘虏也称为“囚”。《诗·鲁颂·泮水》“在泮献囚”,意为在泮宫向鲁僖公献上括捉到的敌俘。又如《左传·成公九年》载:楚人钟仪被郑人俘获,辗转到晋国,晋人称之为“郑人所献楚囚也。”可见把战俘称做“囚”是先秦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囚”又引申指称因犯罪而系狱的人,如:《礼记·月令》“挺重囚,益其食”、自居易《歌舞》诗“岂知阌哆狱,中有冻死囚”。     

古汉语词义辨析三则

古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这部分词其意义相同或相近而用法却有别,给人们学习古文造成一定的困难。对这些词,我们有必要进行研究探讨,归类辨析,以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古书。本文试就三组同义词加以辨析。     

汉武三议

班固在《汉书》中关于“汉武初立,卓然废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提法,为不少史家所沿袭,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1.罢诸家的建议是卫绾提出,窦后“奏可”的。     

推普三议

推广普通话(以下简称”推普”)是一项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普及工作;但是,对“推普“进行专门研究,探讨其规律,以便获得又快又好的推普效果,它不仅与有关学科,比如语言学及其分支方言学等,密不可分地联系着,而且它本身就属于学术研究。问题是这一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里就笔者多年工作的实践。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期与同行商榷。     

富民三议

富民三议沈立人民富──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是一篇大文章。这里，大题小做，就几个方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议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精辟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贡献。这样概括，排除了长期以来的种种困惑。共同富裕，取决于两...     

古汉语语法研究拾零三则

指出并分析了一般古汉语教材很少提及的一些古汉语语法现象 :指示代词“夫”做主语与判断句名词性谓语的定语 ;兼词“焉”作补语表示行为主动者 ;指示代词“之”直接作宾语、补语及宾语的定语     

李贺诗三议

关于李贺及其诗歌的评论,遭受“四人帮”“儒法斗争”谬论的极大干扰。粉碎“四人帮”后,“星尽四方高,万物知天曙”(李贺《感讽》)。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了。毛主席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等一系列教导,掀起了一年来文学论坛学习、讨论和研究的极高热潮。个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感到对李贺诗歌的评论,也还须拨乱反正;而其艺术上的独创精神,更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学习和借鉴的。本文拟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艺术分类三议

对各门艺术加以分类,艺术分类史上由来已久,艺术理论家各执己见。艺术分类的共识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建立:一是从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这一事实出发,二是站在艺术本质的高度来认识,三是坚持科学的系统方法。     

复兴社会史三议

建国以来史学研究的内容有两点不足:一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忽略了非阶级和跨阶级因素,如生态环境、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把一部分史学研究的对象摒弃在视野之外,甚至作为唯心主义予以排斥。二是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又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偏重以思想家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当时的社会反响和群众意向缺乏真切的了解。思想家的思想虽然是一代文明之精华,但又高于群众,未必被群众     

敦煌变文三议

<正> 对于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历来众口一辞、交相赞誉。但是,在有关变文研究的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质疑并直陈浅见,以期得到指教。一、煞费推敲的“俗讲”多少年来,在“俗讲”这一名目上人们化费心血不少,然歧义甚众,误讹亦多。如: 1.“‘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故其文中,多系事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 2.“到隋唐时代,封建帝王一再提倡佛教,寺院里的讲经更加盛行,并逐渐转向通俗化,出现了‘俗讲’这种形式。佛僧们……把佛理经义加以通俗的演绎,利用佛经散韵合体和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演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也是变文。”(张锡厚《敦煌文学》) 3.“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故事的一种‘俗讲’……”(《中国古     

民主问题三议

民主问题是当代国际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国内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我国人民在逐步提高,这是我们建设高度民主的有利条件。但是,时至今日,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仍有不少误区和“禁区”。这些误区不消除,“禁区”不冲破,民主建设就难以顺利地进行。有鉴于此,本文特对民主问题上的误区和“禁区”做些剖析,以期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民主。     

道德三题议

本文提出三个问题:有无独立性的道德活动,道德有无适用范围,道德尺度有无局限。基于实践观点,道德依附于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它不是独立性的活动,而是对生产、交往等活动的道德审视。人的活动的空间性、时间性、丰富性决定了道德的相对性和普遍道德的可能性,决定了道德的适用范围,也决定了道德尺度的有限性。因此,道德建设要在"改变世界"上下功夫,道德实践要防范"跨界",道德尺度的运用也应超越伦理史早期阶段的水平,给自己一个恰当定位。     

宣传方式三议

“单面宣传”与“双面宣传”长期以来。我们主要奉行“单面宣传”。这种宣传只向宣传对象介绍哪些符合和利于自己所宣传的观点的理论与事实,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大一统的“舆论一律”和清一色的“众口一词”。“单面宣传”在一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对于文化层次低和态度接近宣传者的宣传对象来说是有一定波效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宣传就有很大的失效性。第一,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多元化的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源的剧增,特别是域外信息的多渠道的大量涌入,人们厌恶和排斥单一观念的灌输,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某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愿意在多种信息和宣传传播中,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取舍。第二,宣传对象的广泛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体人民已作为宣传的主要对象。在人民群众中,有的文化程度较高,鉴赏能力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但     

境界三题议

作为我国“意境”论基础的“境”或“境界”一词,经过学者们多年潜心研究,现在可以确认,它主要来自佛教哲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词已在汉译佛典中广泛使用,如北魏昙摩流支译有《如来庄严智慧光明一切佛境界经》,梁僧伽婆罗译有《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等,至于经文中使用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由于当时佛学和文学之间尚缺乏美学层次上的融通(仅渗入思想内容),以及文学发展进程的总体意象化特征,故佛学“境界”论的理论价值,则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发现。但进入唐代,尤其是禅宗盛兴的中晚唐时期,一方面中国文艺已进入高度繁荣的意境成熟期,另方面其说又适与当时士阶层人们的文化心态相合拍,故“境界”论才被发现而引进诗文书画理论中。现存中晚唐诗文及其他材料中,都有大量文士与佛子交往之作,即可看     

情感社会学三题三议

文章探讨了情感社会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按照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我们认为情感既有个人自主的一面,又有受社会决定的一面;其二,情感的私人运用意味着“为个人、为自己”,因而受社会的限制,而“为社会、为他人”这种情感的公共运用则受到社会的鼓励;其三,在理性与情感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克服“强理性弱情感论”与“弱理性强情感论”各自的片面性,看到理性与情感既是分化的、对立的,也是融合的、统一的。     

完善企业承包制三议

目前,引起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税利分流理论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要不要恢复所得税,所得税与各种流转税的定额为多少较为合适的问题。二是企业承包中的“基数”定为多少,才较为标准科学的问题。三是承包制的形式怎样确定才较为合理恰当的问题。因此,在今后的企业管理中,必须解决好上述三个问题。首先,要在税收方面做一些调整,应重新制定出一系列真正科学合理的税收标准,即新的税收政策的出台要既能够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又能有利于企业的自我积累,促进企业的自我发展。     

杜夫海纳美学三题议

作为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杜夫海纳所提出的艺术作品的美是"内在于感性的意义",审美经验的机制是一种"交感思考"的模式,"技术活动与审美活动构成实践的两种基本方式"三个命题分别对于我们把握美的对象,研究审美经验的运作机制以及理解技术对象与审美对象的融通具有积极合理的启示价值.但是,若从艺术(艺术作品)不同于审美(审美对象),审美对象与美的对象应有所区别以及技术对象并非来自抽象概念,而与技术造型直接相关等角度出发去考察,杜夫海纳的这三个命题便具有了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     

明代文化专制三议

郭银仔在 2 0 0 3年第 1 2期《文史知识》上撰文认为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 ,文化专制为其重要内容。明代的文化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兴文字狱 ,因忌讳而杀人。明朝的文字狱主要发生在明初 ,是因明太祖对文人的猜忌而导致的文字冤案。如林元亮等人的文章中有“则”字 ,被朱元璋听成或看成“贼”,好像是嘲讽他曾经为“贼”,故而被杀。二是对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限制 ,禁止并销毁不符合文化专制政策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四类 ,如个人文集、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党争读物等。三是编书注经 ,以程朱理学指导社会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