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特质

《孟子》诠释证实了中国经典诠释以“回归原意”与“意义创新”的统一为最终归宿,弥合了西方诠释理论中“求原意”与“求创新”的诠释张力;体现出了经典诠释的历史性特征;反映了中国的经典诠释承载着中国哲学体系的创建。     

"追体验"的解读——徐复观美学思想的思维理路探索

“追体验”的思维理路是徐复观美学思想的特色,他的这一问学方式源于他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现实困境的面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独有觉解。因此,徐复观在解读古圣先贤的思想时透出生命的意蕴。徐复观的这一诠释方式不同于西方文论中的作者中心论、本文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哲学诠释学与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异质性

在重建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过程中,盲目引进西方诠释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的理路解读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例."以意逆志"说是孟子诠释<诗经>等古代经典的方法,它与孟子的"本心"说关系密切.当今学者在论及此说时,往往忽略孟子哲学的超越层面,从而把带有超验性的"意"视作经验性的意识,由此便易将"以意逆志"误解为"视域融合".实则"以意逆志"说与"视域融合"理论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决定了孟子与伽达默尔的思维模式绝然不同,也决定了他们的诠释理论的根本性差异.     

杨慈湖“克己复礼”诠释及其内在理路探析

作为陆王心学一脉的关键人物,慈湖学术以不起意、知及仁守为修养工夫,以本心之澄澈清明为工夫境界,在承继其师象山“六经注我”诠释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以心解经的诠释路径。在“克己复礼”诠释问题上,陆象山开心学解释之先河,慈湖一反前儒本孟子心学为说,而以“古圣为的”,从诠释之基、诠释之体、诠释之用三个维度建构了独立完整的心学诠释理路,这一解经路线在廓清理学解经之传统、开启心学解经之新视域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后世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心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善辩”论

《孟子》一书,多数篇幅是记孟子与他人的辩论。时人称孟子“好辩”,后人谓孟子“善辩”,这话确实道出孟子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了。解放以来,一些同志对孟子的辩论艺术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多是就辩论方法而论。本文拟从孟子为什么要“辩”,孟子怎么样“辩”,为什么说孟子“善辩”这三个方面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学者同人。     

试论孟子的性善说

在中国古代人性学说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孟子的性善说。从一定程度上说，孟子的性善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孟子的性善说之所以能够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而又普遍的影响，决非偶然，这与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孔子就已经论及人性了，但他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相近的性是善是恶，孔子却没有明确论说。这是孔子留给后入的理论问题。孟子继孔子之后，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古代人性论中第一个系统的性喜说。人们虽个体有别，但都是同二的“类”，是孟子…     

孟子的说服观

孟子的说服观,包括孟子说服之道与说服之术两部分,前者为宏观的说服原理,后者为说服的方式和具体技巧。孟子强调道德在说服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说服中的一些具体技巧,表现在“未言之时”、“知言”和“言外之说”三个方面。     

孟子的“贵民说”与“牧民说”

孟子的“贵民说”与“牧民说”是他对官民关系的两种概括。孟子的“贵民说”表明了对“民”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看似提高了民的地位;“牧民说”则清楚地揭示了贵民的虚伪性,民只不过是被君臣驯养的牛羊。孟子重民思想有其局限性,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思想,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认识。在现代中国社会,则需要对重民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并为其提供切实的制度保证。     

中国古代美学基元——“神”的审美心理学意义初探

“神”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哲学上看,“神”有三种基本涵义:1.天神、神灵。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中的神就是这个意思。2.形神对举的神,即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精神”的意思。3.指一种特殊的难以言传的精神现象,即孟子说的“圣而不可知谓之神”。值得注意的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孟子重商思想应予肯定

<正> 重商还是轻商,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为了搞清他们争论的实质,并对重商、轻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做出客观的评价,我们今天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此给予认真的研究。本文将对孟子的重商思想做一些研究和探索。孟子重商的基本内容孟子重商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孟子提出了免征商品税的主张。孟子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就是说,无论是对储存中的商品,还是对贩运中的商品,都不征商品税。这个政策对于广大中小商人特别有利。战国     

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意义指向探析

前人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种种理解都存在明显的理论漏洞。从“以意逆志”说诞生的具体语境出发,结合孟子的人性论可知,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意义指向为:把握诗作的主旨,不能单就文辞来分析,还得从人之常情、心之常理的角度来理解。     

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自觉

徐复观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有特殊贡献,尤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反观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发生,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首先来自于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言实证进路和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形上思辨进路。而这两种诠释进路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带来的脱离现实人生、丧失儒学真精神的问题,使得徐复观返归自我,对自我精神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徐复观选择回归现实世界的农村乡土,肯定人性中的心性力量。而在学术研究中从具体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研究者在"追体验"的过程中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因此,"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指向超越性价值世界的过程。对徐复观而言,这既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     

孟子“养气说”浅析

<正> 孟子关于养气的言论,在儒家早期思想史上颇为新奇。因为“养气说”原本不为儒家思想体系所有,孟子自称是孔子的信徒,然《论语》中不见任何养气之说;孟子师承子思,与子思合称“思孟学派”,子思也未曾有一语涉及养气。“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①,看来属于孟子的一大发明了。学术界一般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他说的气看成“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养气是“把主观精神进行自我扩张,便可以从认识世界进而主宰世界”②。其实,上述观点并没有全面把握孟子“养气说”的本意,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一、“养气说”的内容及真谛孟子的“养气说”包括“气”与“养气”两部分内容。先看孟子所说的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凡引《孟子》皆不注)有二段文字,较集中地讲到了“养气说”。一般是:“(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     

孟子“以意逆志”说评议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对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视作唯心主义的理论,同时,又将其限制在诗歌鉴赏者主观体会的狭窄范围内。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一方面,“以意逆志”说主要针对诗学而言;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儒家学派总的认识论基础,尽管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而在“以意逆志”说中,却不乏唯物的光彩。这两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需要我们从“以意逆志”说诗学的有机整体性上,作宏观的把握和进一步的探讨。一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位置是早有定论的,而在诗学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诗论的理性精神。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曾作解释:“‘不以辞害志’,亦为说诗者言。一句之辞,足害一篇之意,可见琢     

《孟子》的误读--与《美德还是腐败》一文商榷

《哲学研究》2 0 0 2年第 2期发表的刘清平先生的论文 ,以《孟子》中“窃负而逃”和“封之有庳”两事为案例 ,证明这些传统中公认的美德 ,其实是一种腐败行为 ,这些行为对目前现实生活中的不好现象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笔者对此深感惊讶 ,遗憾不己 ,认为该文没有坚持历史的观点 ,未能以同情理解的态度诠释儒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孟子》的一种误读。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孟子“义”范畴初探

“义”是中国儒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同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义”的讨论则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因而也就在一些方面有所创见和新意。一孟子把“义”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义”与“道”平列无别,几为一物。这与孔子仅仅突出地讲“仁”和“礼”形成明显的差别。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必要结果,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行了。义是人们行为的最后准则。不仅如此,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义与道的含义相近,地位相当。他说,养洗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孟子·公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