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与求新:晚清《直报》概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直报》,是一份内容丰富、编辑合理、呼吁变革、传递信息、服务社会的近代报纸,留存了探讨世纪之交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资料。该报立足天津大都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作者队伍、读者群及影响全国的发行网络,为时人所关注,严复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于此。中立和求新,是《直报》所遵循的政治尺度;介绍新知和传播新思想,是《直报》的文化关怀;关注社会和服务市民,是《直报》的社会责任。总之,《直报》虽然是一份商业报纸,但充满了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切,与那时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大体同步。     

俄罗斯日本问题研究二百年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始于18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研究日本民族和日本地理为主日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加强了对日本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研究。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开始有目的地将日本问题作为东方学的重要学科进行研究。90年代后,俄罗斯的日本问题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Explanations of changes in church attendance between 1970 and 2009

We deduce hypotheses from theories on religious change to explain changes in church attendance rates. Using a new dataset with 51 countries across a long period we apply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which enable us to test well-known theories in a more strict and dynamic fashion than do cross-sectional studies.Our results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a few old ideas, but also show striking lack of evidence for ideas that appear well-accepted. Tertiary education proved to be a strong predictor of changes in church attendance. Theories about individualization were also supported. The evidence of existential insecurity as a cause of change was ambig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fe expectancy showed significant effects but income inequality did not. We found no support for theories on social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benefit policy. Finally, we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urbanization were driving forces of change during the 70s and 80s, but not since 1990.     

试论古代罗马帝国的葬式及其变化

罗马人最初流行的土葬,与古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有关;随后由于战争的影响,火葬在罗马人当中盛行起来.公元1世纪后期达于鼎盛的火葬,既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产物,也是希腊灵肉二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从3世纪开始,土葬又重新成为罗马帝国中主要流行的葬式,这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变更所造成的.在当时,土葬是一种比火葬要便宜得多的葬式,3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既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又导致了生活的普遍贫困化,因此,大部分人选择用土葬方式埋葬自己的亲人.异教民众当中土葬方式的推行,与基督徒的土葬传统不谋而合,这对于基督教在帝国内的传播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基督教的土葬在外表形式上继承自犹太教,但其思想内容却渊源于肉体复活论.这种理论既造就了一种中庸和自然主义的死亡观,也促成了一种简朴和实用的葬俗.     

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

财产观念是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可由此探究不同文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特性。它涉及广泛,包括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宗教、哲学、伦理等诸多学科领域,是跨学科历史研究的一个理想视角,但史学界对财产观念发展史重视得还很不够。西方历史中始终有不同的财产观念,这种观念的两极是财产的公有和私有,更多的情况下是权衡财产的社会意义和个人利益何者为先。其中私有财产价值高于社会利益的时期只是在18至19世纪。到了20世纪,随着国家对财产的调控,西方社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直到七八十年代福利社会危机引发对财产权的重新关注。这种关注决定了在21世纪,西方社会在个人财产与社会利益之间要继续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思辨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解读全球不平衡问题,可以将全球不平衡定义为持续的、规模扩大的经常项目不均衡和金融项目不均衡。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最大规模的全球不平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界的不平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当代全球不平衡。持续的外部不均衡是由国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全球政治制度体系等重要的系统性因素造成的,它给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极大威胁,并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论中国的可持续社会现代化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即以"资本"为灵魂、为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无法跨过"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之"坎"而显现的危机.21世纪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规划缺失、社会"公共空间"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四大挑战.中国必须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在推进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回应"四大挑战",扬弃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出发展方式中的"误区",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     

19世纪俄国社会史研究及其意义

19世纪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社会史研究引人注目.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家,面对俄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试图对造成各种矛盾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广泛而深入地分析,而这些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民族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各个阶层的生活及心理状态等社会史方面进行的,形成了俄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征.19世纪俄国的社会史研究传统,对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转型期中国作家身份认同论略

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理想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差距使然,中国当代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自先秦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历史渊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作家重塑文学价值体系、进行角色认同的努力并未就此终止,21世纪中国文学感奋人心的前景和中国作家群体富有开拓意义的发展向度正孕育于其中。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绿色政治的价值诉求与理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学思考

绿色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最先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新兴政治思潮。绿色政治是源于对生态危机的审视而兴起的政治学思考,是人类对自己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一种反思。绿色政治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诉求,以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为理论建构支撑,它们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主线互相联系在一起,建构绿色政治的理论体系,反映绿色政治的实质内涵,传达着一种生态智慧。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拉动内需——应对经济危机的价值思考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体现着政治文化、管理文化的价值目标。21世纪的公共管理价值应当体现人类历史文化积沉的价值内容,还应体现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内容。应对经济危机的公共政策应包含保障最广大民众的健康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正和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内容,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内容。     

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利益主体空前分化、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导致突发社会危机频发。突发社会危机的常态管理已逐渐成为社会安全治理的主导方式。对突发社会危机"苗头性"、"倾向性"信号进行监测性搜集,既应当从被观测者的各种客观"境遇状态"上做数量测度,又必须从被观测者的主观体验上做感知调查,使用客观测量指标和主观感受指标相结合的方式,遵循针对性、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等基本原则进行相关的指标体系设计。基于观察突发社会危机诱因变动与系统记录突发社会危机各种可能征兆的认识,在厘清统计监测与统计预警评估关系的同时,着重从经济利益、政治权益、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公共安全、民族宗教等六个方面,根据原因导向设计构建了一套指向一般公众、家庭和社区的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

计划经济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其特定的价值含义,但由于这一体制的人性假设过于高远,具有理想化的特点,实际支撑这一体制的经济理论大部分属于数量测算和技术控制,是价值的技术化、工具化。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正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人们不断丰富和深化着对市场经济内在价值的认识: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各种资源禀赋得到配置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无时不在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多样性、独立性以及责任权益对等才能把社会经济的风险控制在局部和阶段的范围内,避免人类走上整体危机的歧途,所以市场经济符合美的价值要求。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的前提是人类能够掌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全部规律,而市场经济则隐含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进而把经济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发现知识、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显然,后者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阿格尔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异化消费"为基石,深刻剖析了西方工业文明下的生态危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由生态危机所取代,而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是异化消费,为了消除异化消费和摆脱生态危机,阿格尔构想一种"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倡导分散化和非官僚化。阿格尔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对我们应对环境问题,很明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地存在着局限性。这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以上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90年代的《黄飞鸿》、新世纪初的《叶问》等华语功夫电影为中心,考察影像中的国家形象与时代的互文关系,我们发现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经历了政治认同焦虑、物质现代性追寻、文化自信重建的深层嬗变。而新近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在理想性意识形态的敏锐输出同时,呈现出现实质感的匮乏。走出刻板叙事,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感的平衡是华语主流商业电影获得有效认同的关键。     

21世纪初中国对美、日、俄战略初探

世纪转折时期,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中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确立了21世纪初对美、日、俄伙伴关系战略。这种关系,将有助于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国际地位等方面战略利益的实现,因而是一种最佳的战略选择。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