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综述

2005年6月18日至21日,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委托,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14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日本等海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博士和副校长惠泱河教授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次年会围绕五个议题,即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的贡献,中国古代文论与东西方文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与宗教文化、历史哲学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学史之分合,21世纪的中国文论研究的新空间等,举行了多场大会报告…     

论中国文论话语新内涵的来源

学界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文论一定程度上的"失语"现象是历史文化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赋予中国文论话语新的内涵,使之适用于当今文学批评实践。中国文论话语新内涵主要有三条来源途径,即在继承基础上赋予中国古代文论新的时代内涵,在借鉴西方文论过程中融入中国文化特色,以及从文学作品与生活中总结新的文学理论。     

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

日本近世,俳论形成并得以确立,俳论、歌论、诗论、物语论、散文理论在此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熟.总体而言,日本近世文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诗论、物语论、散文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参照中国古典文献,日本近世文论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特色,并作为日本文化重要内容而定型.     

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文心雕龙》中古代文论基本话语的法译思考

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承载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同时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又凸显了翻译文本的核心作用。翻译的过程提出了话语思考的意义,而话语思考又自然返回到对文本的理解。所谓话语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是表达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说方式,这些话语植根在中国古代文论之中,评说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既有评判中国古代文论的功能,又存在自身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意义。在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大量步入中国本土,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化,中国文论界开始对文论话语提出了…     

日本古代中世文论的历史扫描

日本古代中世时期,歌论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诗话以诗赋格律为要建构起诗论,世阿弥演艺系统总结确立了日本能乐论。古代中世是日本文论形成、发展、确立的时期,此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渗透之下,日本文论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文论历史语境还原刍议

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误区,即漠视古文论独特的存在方式,失察古文论迥然相异的宗旨。而只有走出误区,还原古文论历史语境,才能开掘其现代价值,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智慧源泉。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是"道"。"道"能够洗礼当今文人的人性和品格,能够使古代文论智慧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中国文论古今“会通”刍议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对其本义的阐释,也不能一味追求“现代转换”,而必须从自觉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主体意识出发,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加强古今会通式的研究,即对话—交融—建构式的研究.通过对话实现中国文论的古今融会贯通和沿革性建构.中国文论古今会通所涉及的问题具体包括: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致力于古今、中西融会;接续文统的传承,实现文脉的古今贯通;发扬文化同化传统,寻求文理的古今会合变通.     

论中西文论的关系

文章从全球化视野对中西文论进行比较。首先,中西文论存在着各自理路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诗礼一体化,更注重伦理角度的把握,而西方文论更主要属于认知的范畴,在此框架下,文艺本质观、价值观、艺术感受方式和艺术的形而上境界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其次,随着中西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西文论之间也就出现了交流中的冲突,即:现代性冲突的压力、科学性体系的幻觉、以及异质观点系统的误会。再次,剖析中国的文论研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文化、科技与人际交往状况,以及民族意识与感性经验三个方面。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冯雪峰的文化交流律与文论

细读冯雪峰解放前的文论作品,可以从中推导出一条文化交流律。这条文化交流律贯穿在他的文论作品之中。以这条文化交流律为准,打量其文论成色,评析其文论得失,应该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角度。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失衡与制衡,解体与重构,即蜕故孳新过程,始终伴随着思想文化界的“古今中外”之争。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派不用说了,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据立场和评沦方式与前者虽大不相同,在“古今中外”的论辩驳难中探寻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旨趣则一。当年冯友兰在大学课堂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竟震惊于其前所未有的研究“范     

世纪末的觉醒——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内在自觉

本世纪中国文论走过了自由争鸣、归属政治和自我觉醒三个时期 ,形成了关切审美价值和强调社会目的两个理论观念。新时期文论继承了传统 ,尤其是关切审美价值的文论传统 ,不断地实现着处境的自觉 ,即自觉地选择着自身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个性自觉 ,即积极面对传统 ,形成自己的特色 ;意义自觉 ,即认识到了文论的价值在于揭示和拓展文学的隐喻性内涵 ,在于建构自身 ,因而就会承认并促进多元局面的形成和繁荣。新时期文论的这三个自觉 ,并非是孤立的现象 ,而是 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解放的结果 ,是在人充分认识到了人的独立存在本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     

论中西文论互释的难题性

面对现时期新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避免武断地运用西方的逻辑范畴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不能完全阻隔西方文论的渗入,应注重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性,避免在中西文论互释过程中造成的错位和误读。本文试图做一种尝试,即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层面对中西文论互释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层解读。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应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 ,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之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迥异的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具体形态 ,这是由汉文字写意表形的特点所决定的。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古远清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两岸三地文论另一道风景线》一文认为,台湾近百年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日据期间日本文化的侵蚀与感染,1949年后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欧美文化的大量引进,由此产生了与大陆文论不同的呈海洋文化开放性的独异风貌。尤其在大陆“文革”期间,由于它的正常运转,填补了中国当代文论一段空白,使台湾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向前发展,成了两岸三地文论的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聿土摘)王泽龙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2、3期撰文《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指出,法…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深探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评王向远教授的日本文论与美学的翻译与研究

日本文论自《文镜秘府论》始,迄今已经有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时代及性质可以划分为传统文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两部分.其中古代文论包括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诗论等形态,文献资料相当丰富.由于日本古代文论用古奥的日本文语(文言文)写成,专业性又强,翻译难度大,且与当代的文学思潮与创造较为隔膜,因而中国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翻译介绍,则比日本文学中虚构性作品的译介晚了约半个世纪.     

论蔡宗齐对中国文论话语的还原及中西比较

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质与世界价值系百年中外学界的讨论焦点,汉学家蔡宗齐于此有卓越建树。他认为,与西方文论相比,中国文论有“独特系统性”,集中体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将文学视为内外“和谐过程”,旨在实现天地人和谐。他揭橥了诗言志、兴观群怨、以意逆志、情、温柔敦厚（郝敬）等中国文论“术语”的发生语境、理论内涵、嬗变轨迹和价值意义。他极为注重还原中国文论的历史情境,尤其强调追问哲学渊源,既试图阐明早期中国人世界观对文学观的深刻影响,还探讨了诸多文论关键词的哲学背景。作为域外龙学研究名家,他对刘勰文学思想的来源、体系框架及创作论进行了深入考察。蔡宗齐还将中国文论纳入比较诗学视野进行审视,以内文化、跨文化与超文化三重视角开展中西比较,阐明中西方文论的异同及因由,并主张以“中体西用”为探究中国文论的模式。     

中国文论研究的跨文化反思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文论研究应当如何开创新的局面,从而取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是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促使中国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应重视以下几方面要点：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包容整合功能;大力强化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创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