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宋代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发展状况 ,并非大大落后于北方 ,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 :分布范围广、产量高、质量优良、丝织技术先进、产品大量行销海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试论清末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民变

清末华北有相当数量民变的发生,其深层原因是由于自太平天国以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失衡及“新政”加剧这种失衡所致。当“新政”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基层社会推行时,乡村中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便发生进一步错动;而这种错动在触及到既得利益群体时,发生抵制冲突也就再所难免。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的民变状况

辛亥革命前十年 ,下层群众的民变是促动辛亥革命酝酿、发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苏北民变对江苏省在辛亥革命中和平光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民变的状况、原因、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摩尼、印度和摩尼教

1969年发现的希腊文《科隆摩尼古卷》讲述了3世纪摩尼的印度之行,这份文献显示摩尼的印度之行应该在240年至242年之间,他可能让印度西北一个国王皈依了摩尼教,并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摩尼教的社区群体。摩尼的印度之行,对摩尼教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摩尼吸收了印度宗教思想以丰富摩尼教的理论,在寺院建设、宗教仪式等方面,印度宗教对摩尼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考古资料所见焉耆摩尼教

天山南路中段的焉耆,是古代中西陆路上重要的“城郭之国”。该地主流信仰为佛教,但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亦可见其他夷教之身影。俄藏粟特语文书（L44）较早透露出8世纪初焉耆摩尼教的信息,但当时该教尚未公开传播。8世纪30至60年代间,摩尼教势力在焉耆有所发展。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STBX〗Mahrnāmag〖STBZ〗）跋文显示,762年之前,该教已在焉耆建有寺院。780年前后,回鹘内乱,漠北教会遭到迫害。受其影响,焉耆摩尼寺虽得以保存,但僧徒日见零落。至8世纪的最后十年,因吐蕃对焉耆的短期占领,该教的发展亦未现转机。这种颓败的境遇直到9世纪后才得以扭转。西迁后的回鹘在高昌建立政权,重立摩尼为国教,焉耆教团终于迎来新的生机。     

论摩尼教对维吾尔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

古代摩尼教对维吾尔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摩尼教的宗教文化理念深入到维吾尔文学艺术创作的历史过程、制作内容和形式特征之中,开启了维吾尔族文学艺术创作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的历史。维吾尔文学的书写形式和艺术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亦受摩尼教影响,这种宗教与文学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的模式为历史上维吾尔族运用其他宗教文化进行文艺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模仿范例。     

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

漠北回鹘改宗摩尼教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摩尼教早在公元 76 3年以前就已经传入回鹘民间 ,并得到官方认可 ,开始公开传播。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回鹘改宗摩尼教的社会条件在此之前尚未成熟。其后 ,回鹘为了依靠粟特商人发展商业经济 ,故赋予粟特人所崇之摩尼教以崇高的地位。摩尼教在漠北回鹘国教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回鹘立足后 ,曾借回鹘之势盛行于唐地。摩尼教对回鹘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福建霞浦与福州福寿宫摩尼教文物比较研究

近年来,在福建霞浦县先后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摩尼教斋醮科仪典籍与文物,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斋醮科仪典籍方面,已有学者进行比对研究,发现这些抄本与敦煌出土摩尼教汉文文献属于同源关系。除了斋醮科仪典籍之外,摩尼教文物在霞浦与福州福寿宫多有收藏,非常珍贵。通过对霞浦摩尼教文献、文物与福州福寿宫所见文物资料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福州福寿宫与霞浦的摩尼教遗存虽小有不同,总体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水浒》故事演变与农民起义

《水浒》的成书应当有一个内在的源动力 ,那就是对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只有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并趋于稳定 ,他才能成为一部大书的主角 ,也才能享有“忠义”的声誉。但这个改造并非文人加工的功劳 ,也非繁本对简本增饰的产物 ,而是民间传说不断积累、铺衍后的一种选择。文人加工在宋江领袖型气质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 ,但这又使“招安”、“征方腊”成为《水浒》成书的必然发展结果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论《天雨花》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弹词<天雨花>的思想内容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也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作者站在大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歪曲历史和打击农民起义,作者编织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发泄对农民起义,特别是对农民领袖张献忠、李自成、王好贤的仇恨,以此表达其强烈的政治观点.     

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对摩尼教的打击,迫使这个著名"夷教"从通都大邑遁入滨海地域.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百变不离其宗,可以说是华化摩尼教的历史标本.     

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关注与研究经历了这两次高潮,有专著2部,论文20篇。这些成果既有对不同历史阶段农民战争史的全面深入研究,也有对农民战争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绩卓著,影响巨大。探讨总结漆侠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对今后的史学研究可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

由于近年所谓“海上丝路”热的影响,有关摩尼教入华路线的说法已出现非学术的倾向。本文从纯学术的角度,论证宋元时期福建滨海地域流行的明教,并非海路输入;而是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代摩尼教华化变异而来。作者认为,摩尼教之入传福建滨海地区,是古代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例子,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探讨摩尼教文明与闽文化之交融,不失为历史人类学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