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适用

传闻证据规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并逐渐成为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复杂的一项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传闻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有限的证据制度里也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所以研究传闻证据规则对我国确立证据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证据法的本土化建构——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

达马斯卡的<漂移的证据法>运用三段论演绎逻辑的结构,跳出普通法系的视阈,以比较的方法检视英美法系证据法规则的发展理路,为我们思考我国证据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提供了许多的有益启示:英美证据法"三大支柱"的程序性功能及其制度性转变以及对证据法的后现代话语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证据法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论刑事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兼评米尔建·R·达马斯卡的《漂移的证据法》

米尔建.R.达马斯卡教授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认为,英美普通法的证据法日渐过时,而大陆法却在大量借鉴英美普通法中那些过时的证据规则,因此,证据法总的发展方向是:“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诞生。”其实,这是一种悲观的误解,至少在刑事证据法领域内是如此。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这两大刑事诉讼价值在不断冲突中又日趋平衡,与之相应,证据法的发展方向具有日渐融合刑事诉讼两大价值的趋势,体现出犯罪控制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平衡。     

试论“自由心证”之自由的相对性——从刑事诉讼的角度

自由心证制度是现代社会所普遍适用的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但是 ,如果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观随意性太大 ,则难以达到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 ,因此 ,自由心证的自由只能是诉讼程序和证据法制约下的自由。本文的目的即旨在探讨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 ,如何限制认定主体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的补强证据规则

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民事案件中,指导法官运用补强证据使主证据获得证据能力,或增强主证据证明力以达到认定案件事实效果的规则,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无需考虑补强证据是否对案件事实具有独立证明作用。以法官内心确认是否是需要补强证据的唯一因素为标准,可以将补强证据规则分为“孤证不能定案”的补强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的补强证据规则,通过考察我国当前有关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发现还存在内涵不统一,立法规定较为散乱和滞后,举证、质证和认证阶段缺乏必要的程序和标准等问题,尚需进一步从制度、程序和释明等方面加以探讨和完善。     

英美法系国家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发展、比较与借鉴

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英国,经历了从早期严格限制相似事实证据的适用到2003年《刑事审判法》相似事实证据可采性标准的降低;在美国,采取了原则上排除、例外的情况下可采的模式,而其例外情况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两国的发展轨迹既存在差异,也有共性,即其基本的发展趋势和理念是相通的：既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避免产生危险的偏见,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防止不公正的审判;同时也要兼顾对被害人等利益的保护及帮助法官对事实全面了解。我国也需要构建与相关性规则密切相关的具体规则,并对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相似事实证据规则进行借鉴。     

近年来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评析——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诉法修正案”

在复杂而多元的中国法律体系中,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及时出台,不仅引入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等一系列现代证据法原则,而且确立了质证审查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人权保障水平和科学性。当然,当前刑事证据法规范也存在规则冲突和细致性不足等缺陷。成效与局限并存与“试错逻辑”和“博弈逻辑”并存有较大的关系,试错逻辑使得一部分改革举措更具有实务可操作性,但博弈逻辑也使得证据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存在隐忧。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数字证据对我国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现代数字化技术冲击着传统法律规则 ,对于数字化技术引发的各类新问题 ,各国的解决方式一般是或者扩大解释原有法律 ,或者重新立法。我国在实体法中对这些问题已进行了初步解决 ,但在程序法上还没有解决方案出现 ,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 ,探求解决方法。从各国电子商务法的订立中可看到 ,对与此有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应紧密结合其技术特点。数字与数字化过程对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数字证据本身的技术性特点 ;以及使用数字证据概念来定义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应作为民事证据的资料 ,并列入民事证据体系中 ,而不应使用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概念 ;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书证的关系 ,进行数字证据规则设计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刑事证据法伦理观的几个问题

刑事证据法与伦理具有密切的关联。刑事证据法的伦理观,是指对于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规范主体在进行取证、审查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将人道、平等、尊严、人伦亲情等作为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目标,以对人格尊严、人类的基本道德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使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合理和人性化。     

论英美法系关于跨国股份物权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兼评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九条

英关法系的冲突法对跨国股份交易中的物权争议曾经存在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还是公司属人法的分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股份表征形态的变化，英关法系将公司属人法和登记簿所在地法相结合以取代上述规则，美国等国家还对证券间接持有模式下证券权利采用了“相关中间人所在地法”规则。我国在该领域采取了以“权利实现地法”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立法模式。鉴于该规则在指向上较为含混，其背后“统一化”的立法观念也并不符合证券发行及交易的现实状况，因此，可以在将来的立法中借鉴英美法系在该领域的立法经验，将股东登记簿所在地、证券账户所在地、公司属人法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等连结因素应用于跨国股份物权的冲突法立法。     

刑事与监察证据衔接下的法解释学检视

为准确理解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衔接与适用，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该条例加以检视，《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标志两法在证据衔接上迈向新的台阶。进行解释前，应当明确主观论的法解释学立场。《监察法实施条例》在证据衔接上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三种类型:证据准入规范类型、证据取得规范类型以及证据排除规范类型。证据准入规范涵盖的证据种类均可进入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其中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创设了双向衔接规范；证据取得规范不包含证明标准规则；证据取得规范从积极方面规定了证据收集、取得方法应当“对标”刑诉法；证据排除规范则从消极方面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      

论国际船源污染防治法的历史演进和立法趋势

在重大溢油事故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套控制船源污染的条约体系和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国际防治船源污染海洋的立法经历了从单一污染防治到多源污染防治的发展历程。对国际船源污染防治法律的历史发展和相关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可以总结出国际船源污染防治法律发展的内在特点,进而对国际船源污染防治法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的理解与适用探究

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订后虽然正式确立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地位,但并未对其概念、特征、取证、举证、质证、审查判断等证据规则进行规定。从"电子数据"的概念、特征着手,论述了"电子数据"独立证据地位的合理性,提出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这两种证据类型需要进行合并的建议,并在一定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论证了"电子数据"适用性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其意义,在于协调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冲突,使诉讼制度文明、民主、科学化。比较西方资本主义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典型国家在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可以发现这一诉讼制度有不断走向国际融合的趋势。因此,我国有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中国古代证据法文化透视——以语词“供”“证”为中心

证据法律制度中,语词"供"与"证"当属核心词语。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律制度中,"供"与"证"的内涵、外延、关系,规定着我国古代证据规则的空间格局,标志着我国传统证据法文化的特质。"供"与"证"一端连着传统,一端牵着现代。"供"作为言词证据,依然存在于现代刑事诉讼领域。指称人证、物证的"证"除内涵与外延变化外,依然是现代刑事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作为证据用语的"供"与"证"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符号,更是法文化意义上的符号,它表征着一种理念、一个过程、一种意识、一种态度,反映了我国司法证据制度,由重口供到轻口供、由零口供到重物证、由口供至上到券证主导的制度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