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之后与扶风窦氏：从《窦伯岁墓志》看唐代党项窦氏家族

横山出土之《唐窦伯岁墓志》主要记载了唐代夏州地区党项首领窦伯岁的家族世系,窦伯岁本人及其曾祖窦罗磨、祖父窦越磨、父窦铁山所担任的各种职官名号。墓志不仅详述了唐史史籍未载之党项羁縻州长宁州及党项酋豪窦氏家族,还反映了窦氏家族的身份认同、汉化风气及其对于晚唐夏州藩镇武力的渗透。     

古代民族志

雄踞西北的党项族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中的一支,早期活动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公元六世纪,西羌衰微,党项才初露头角。从公元585年党项大首领拓跋宁率领部到旭州(今甘肃临洮县境)归附隋朝开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和内迁。到唐代后期,由于与汉族的经济、文化接触多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开始产生了阶级,这时党项进入了以家内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唐朝末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占领宥州(今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后又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绥、宥四州,并晋爵夏国公,夏州的李(拓跋)氏地方割据政权从此开始。     

浅析环境的变迁对党项政权都城选择的影响

党项政权在其存在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迁都,每次迁都均对其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环境变化是推动党项政权迁都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夏州、灵州曾先后做过党项政权的政治中心,但由于长时期的人为活动和环境演变,这里已经不适合作为党项政权生存、发展的基地。在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党项人将都城迁往宁夏平原。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对党项族实施的一项基本民族政策。它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 :7世纪中叶以前为草创阶段 ,各项制度并不完善 ;7世纪中叶至 8世纪中叶为完备阶段 ,各项措施趋于系统化 ;此后为衰亡期 ,随着夏州政权的建立 ,羁縻府州制度宣告瓦解。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 ,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 ,它有力地加强了华夷民族间的团结 ,对后世王朝的党项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靖边宇文氏父子

古代陕北是中华民族一角具有多元文化的兵燹战略要地,许多北方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这里,与汉人一同开发高原文化。譬如春秋的白狄,中世纪的党项毛人和鲜卑、女真、蒙兀室韦人等等,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北朝和隋代的朔方夏州(今陕北靖边县境)鲜卑族宇文部的莫豆干家室中,宇文贵、宇文忻、宇文恺父子,就是比较突出的历史人物,也是我们研究陕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论西夏立国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王国是由党项贵族建立的,从夏州政权到西夏立国,经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人的艰苦创业,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

上继唐代民族迁徙之成果,下启宋代西夏立国之局面,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构成了西夏崛起的坚实基础:一是唐祚覆灭,天下无共主,五代诸朝皆忙于中原逐鹿,无暇顾及像夏州党项这样的偏远之地;二是契丹方兴,志在南侵,南北对峙的局面初步形成,给党项这样的中间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三是西北战略地位迅速下降,吐蕃、回鹘等强族相继衰弱和分裂,唯有党项由于较强的政治组织而日益强大。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西夏建国时期的人口规模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重要王朝之一,主体民族为党项羌。该国在灭亡后并没有任何一条关于其人口的记载。由于史料缺乏,迄今为止,在史学界对其人口规模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试从西夏建国前党项及夏州政权的发展和西夏建国初期的军事力量来分析,得出西夏建国时其人口规模大概在200万左右的结论。     

释“宁夏”

今宁夏地区之所以得名于“夏”,与党项族崛起有关。余读辽、宋史《西夏传》及《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知唐贞观初,有党项族领袖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于静边(今陕西榆林西)等州以处之。其后该部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之白城子。党项族与“夏”字结缘者自此始。其后,党项势力渐盛,唐末有拓跋思恭者,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帝晋其爵为夏国公。宋初,党项势力又有扩展,其酋李彝殷卒,宋追封为夏王;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又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大夏国王,封元昊为夏国王。1038年,元吴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奄有今宁夏、甘肃及内蒙古伊克昭盟、阿拉善盟、陕西部分地区。因其地处西北,故辽、宋、金诸国人称之为“西夏”。总之,自唐末以来,随着党项势力之扩展,“夏”之名也随之扩大。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