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商政策下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的一生主要处在汉代文景之治以后、武帝当政时期。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国营,酒类专卖,对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等抑商措施,使商业(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遏。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的经济统制政策,在理论上与经济上的干涉主义展开了斗争。     

两汉专卖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两汉的专卖政策在当时起了较好的作用,又给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理清专卖政策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是很有必要的。一官营盐铁始于春秋。齐桓公称霸,曾问策于管子,管子曰:“为官山海。”并解释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①(《辞源》1983年版注:盐策,“食盐者的册籍”)。从此看出,齐国首先从官营盐业开始,然后扩展到铁,这时的官营,主要是管理盐铁户的生产与取税,并征食户税,与后来汉代盐铁专卖不同。汉代国家既掌握生产,又控制运销。因此,傅筑夫先生认为,“这个制度起源很早,是周初由齐国(指太公)开始实行”,②提得太早,     

论汉代中期思想领域的变化

汉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是就武帝以后国家政策和政治指导思想展开辩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儒法思想的一次斗争,它使汉代中期的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种转折,主要表现为孟子思想的重新崛起。会议以前,儒法两家思想的关系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而以融合为主;儒家思想甚至以外儒内法兼收并蓄的形式出现。会议以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则以排斥为主,更自觉地在清除法家思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会议以前,荀子思想的影响在汉代儒家中居于优势,会议以后,孟子的思想则不断扩大影响,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     

“轻重论”: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

"轻重论"主张政府对工商业进行控制,是适应封建集权体制而逐步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轻重论"的思想溯源上至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较完备的国家干预理论。轻重理论重视对商品经济规律的运用,为政府干预流通经济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原理及具体的政策方向。继汉武帝之后,轻重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     

西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从《盐铁论》看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汉武帝为巩固皇权,解决财政危机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昭帝时期,中央召开了盐铁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维持派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论辩。其两者实质是春秋战国以来“放任”与“干预”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争论的继续,并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留下了深远影响。     

各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政策比较和我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通过各种途径传导到美国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根据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情况实施了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经历了从布什政府的金融救援和货币政策到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的过程,欧洲国家和日本政府则采用了手段有所不同的金融救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政府除了实行财政政策以外,还采用了以前很少使用的财政收入政策.本文建议我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要倚重财政政策;在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中,要比以前更加关注财政收入政策.另外,要将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注意财政支出政策的规模以防止过度的债务负担.     

汉代名田制与限名田管见

汉代推行名田制,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汉哀帝时曾实行限名田,其具体做法及实施情况怎样?弄清这两个问题,对于了解汉代的土地占有情况、土地政策及其变动趋势是有帮助的.兹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一)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途径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改革以前,政府为配合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基本上限制和禁止农民非农化流动,只有少量农民通过转变身份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改革以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允许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出台,农民通过"农转非"、弃农经商、进入城镇二三产业等途径实现非农化.政府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实行有利于推进农民非农化的政策和措施.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西汉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再认识

西汉昭帝时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代表政府的桑弘羊等与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就西汉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本文对会议召开之时代背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论辩双方关于本末问题的观点作了客观的阐述,对以往之成说作了必要的辩正。     

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汉代中央王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汉代民族治理政策既踵武前元,又有新的创建,对后世的民族治理政策如唐代的羁縻州县制度、由元迄清之土司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汉代民族治理政策研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理解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机制创新:北部湾经济区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西部沿海区域发展研究之六

我国西部沿海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后,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协调发展?这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普遍关注的问题.经济区应该在发挥初创时期行政协调、规划引领、条例保障、政策激励等非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加大制度设计与供给,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对体制内的协调机制实行多元化创新.     

从《盐铁论》看儒家的重本抑末倾向

重本抑末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传统,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学派倾向。在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提出务本抑官末、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反对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官营工商业政策。它体现了儒家强调仁义,注重富民的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     

走向公平——河北省粮棉购销体制调查之二

我国粮食购销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85年改为合同定购。1988—1990年实行购销调包干,以后政策一年一变。1991年压缩平价粮销售;1992年实行购销同价;1993年是稳购放销;1994年是保量放价,发了文件也讲了话,后又因粮价暴涨恢复部分控制;1995年实行省长负责制,由政府领导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粮食购销又都管了起来。 政策多变反映了粮食问题的复杂性,但问题的     

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辨

学界历来认为霍光是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的幕后指使人,而盐铁会议则是霍光、桑弘羊矛盾斗争的具体展现。其实盐铁会议的召开并非霍光事先策划的;霍光是昭帝时期的实际执政者,以其权势、地位,不必借助无实权的贤良、文学等儒生的力量即可决定政策兴废;贤良、文学能够“直言极谏”,正是西汉选举制度所要求的,并非受霍光指使而为。     

西汉鼎盛的气象

西汉中期呈现出鼎盛气象.汉王朝既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也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武帝采用推恩办法,又建立监察郡国制度,还削弱丞相权力.汉王朝用兵南方,出击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有这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般说来,独尊儒学限制当时学术文化发展.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论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即紧缩政府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开支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力主自由贸易政策,削减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实行所谓的"贸易而非援助"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不仅对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外援助机构做了重大调整,而且大幅度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受共和党传统政策的影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即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应该用于帮助受援国发展国有经济.     

西汉盐铁会议若干问题再评议

关于盐铁会议的背景,目前大多认为实质反映了霍光与桑弘羊之间要不要继续执行武帝轮台诏的分歧.但从轮台诏的主要内容以及霍光和桑弘羊的言行看,此说实际仍值得探讨.盐铁会议的论辩方式主要是讨论"古今之变",双方论辩类似辩论赛,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会议失控问题.这些都对我们重新认识盐铁会议不无启迪.     

汉代图书市场述论

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持续繁荣,政府重视与扶植文教事业的政策,以及贩运商业的发达与物质层面商品市场的成熟,是汉代图书市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三大因素。当时的图书市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图书市场虽由"图"与"书"两大门类组成,但并不均衡,而以后者占据主导地位;符合图书市场交易规则的直接贸易形式虽已出现,但间接交易活动仍很普遍;图书市场受政府干预较多,且市场辐射力相对弱小,仅局限于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域。尽管如此,汉代图书市场依然作用重大,在促进学术繁荣、文教事业兴盛的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书写材料的改进,对社会习尚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