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迈克尔·翁达杰小说《安妮尔的鬼魂》中的正义观

迈克尔·翁达杰在小说<安妮尔的鬼魂>中传达了通过主体间性的对话立场来实现民族和解的期望.通过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理论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该小说对于正义的理解和表现.小说潜在地认为正义是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寻求共识的一个动态过程.     

文化对话与交往理性

针对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单一西方文化取代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现状,阐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各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启示作用,得出了在全球交往中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交往理性观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以化解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寻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往的和谐为目的提出交往理性观,倡导人与人平等共处,协商对话,反对外来干涉,主张还原交往行为之本来面目.这一交往理性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反话语: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转向

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柯,他们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要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窠臼,必然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交往范式",传统理性主义的危机才能彻底终结。通过"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危机,解放了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困境。然而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却忘记"交往理性"的初衷。而"话语权力的平等不是哲学可以用‘应是’就可以实现的,它与文化、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     

交往理性:国有企业家职务犯罪防治的新思路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为研究我国国有企业家职务犯罪的防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国有企业家职务犯罪难以根除,只能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在确立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构建理性交往平台,通过自我反思和平等商谈对话的方式寻求防治国有企业家职务犯罪的前提条件和制度导向,最后通过全民参与、对权力重新合理设置及加强权力运行的监控等具体措施来防治国有企业家职务犯罪。     

交往理性在沟通中的实现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沟通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及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有序与合作。在现时条件下,恰当的沟通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沟通过程中,如果言者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倾述或倾注,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受众的理解（更遑论达成一致）,沟通效率难免大打折扣。本文提出：注重交往理性,是达成良好沟通的重要基础;并给出了满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要求的具体路径。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东西方文化话语与"交往理性"

萨义德积极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其强调消解而忽视建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东西方文化要实现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同时,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走向交往理性的道德教育

在民主公共意识盛行和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当代社会,道德教育既不能落入先验理性的泥淖,也不能听凭工具理性的支配,而应该走向交往理性之引领.穷源溯委,乃是因为前两种方式要么陷入独白灌输和无视性别差异的误区,要么落入"唯智主义"教育之窠臼和沦为服务于某种特定目的的工具;相反,走向交往理性的道德教育既可悬置中心,又可消解权力话语,还可彰显人文本性,其具体路径包括:一是从"中心化的主体性"走向"去中心化的主体间性",二是从"道德认知的偏好"走向"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的统合",三是从"学术环境的单向度聚焦"走向"学术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交往式互动".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交往理性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不同意有些后现代哲学家颠覆理性的主张,而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本文主要想对他所建构的交往理性的内涵做一分析。     

重返理性——风险与希望同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维度

追溯了现代性的起源,从现代性的三个不同方面讨论了现代性自诞生以来如何兴起,又是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挑战。面对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法兰克福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重回现代性与理性的维度,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通过重构话语的交往理论来纠治现代社会的病症,继续启蒙工程的改造。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现代困境与交往理性——重读《小城畸人》

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讲述了丑陋幽闭的小镇上抽象、变态的\     

律师会见权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及被指控人沟通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首先,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度,它“继承和更新了文化传统”;其次,它主要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再次,它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并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论商业化写作的异化与交往理性的构建

商业化写作作为一种消费社会中文学与市场结盟的时代产物,在创作方式、发表流程、对话机制和写作姿态上与传统写作截然不同。文章通过对商业化写作商品属性和读者意识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创作主体个性的消融、作品的物化等种种创作异化问题,提出了以＂交往理性＂构建文学与市场、文学与读者良性互动的创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