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朝民族政策的区域性特征

辽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其明显的区域性,即按照各民族在地理上的远近,分别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区域大体上由内至外可分为核心、外围和外延三部分,辽朝与不同区域各民族的关系存在由紧密到松散的变化,并对其分别实行直接控制、半羁縻半直接控制、纯粹的羁縻和封贡三种统治方式。这种区域性民族政策是对中原王朝统治经验的借鉴,而且其创新之处也对后世各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辽金时期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展

从中原文化对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法律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契丹、女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畜牧经济、民族性格、音乐舞蹈等方面。文化的认同是文化抉择的前提、是民族和谐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

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本文从佛教传入契丹本土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入手,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浅析辽朝时期的“汉人胡化”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草原巾帼——论契丹女性对辽代民族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性使得契丹族女性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辽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上,契丹族女性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这一特质,为辽代民族关系的稳固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我们不能把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契丹女性单方面的作用,但是她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直接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浅析辽朝的教育

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中原纷争时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47年将国号改为大辽。辽王朝曾是东亚的第一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的强大曾经给北宋以极大的威胁。因此,在对辽朝进行研究时,多数都是侧重于研究它的军事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其统治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它的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提升,从而促进了这个落后野蛮的民族走向文明时代的进程,同时也加速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浅析辽朝的教育

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中原纷争时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47年将国号改为大辽。辽王朝曾是东亚的第一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的强大曾经给北宋以极大的威胁。因此,在对辽朝进行研究时,多数都是侧重于研究它的军事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其统治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它的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提升,从而促进了这个落后野蛮的民族走向文明时代的进程．同时也加速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辽代杰出的军事家－－耶律休哥

在几次大规模的辽宋战争中,耶律休哥以其特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叱咤风云,驰骋疆场,为辽朝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战争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知已知彼;对宋军的重大打击,给宋人从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威慑力;治兵有术,爱士有方,对将士关怀备至;神谋远略,料敌如神,身经百战,身先士卒.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试论宋代牙人在蕃汉贸易中的作用

北宋初期，为应付对辽、金、夏战争的需要，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招募牙人，监督商人。熙宁以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在全国各地设置市易司，召雇牙吏，监理商务。牙人集侩、吏、商职能于一身，出入蕃部，招徕商人，参与公私交易，坐收渔利，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二十年工作述略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成立20多年来,学术队伍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丰厚。出版学术丛书、论文集、学术专著近百部,发表学术论文近千篇;多次主办国际、全国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今后要扩大组织,加强管理,不断学习与创新,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再考

“白狼水东”是地域古称 ,泛指现在大凌河上游牛亡牛河以东流域 ,笔者认为是现在阜新一带。由于近十年来 ,辽代和契丹族历史与考古多有新发现 ,对此有些至今未见研究论述。笔者简单介绍了近期有关白狼水东辽代及契丹族文化研究的10项考古发现及研究情况 ,目的是为学术界所了解 ,便于有更多研究问世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时间里,注重行政道德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政伦理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行政伦理文化在形成上既继承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容上主张威德兼弘,＂威＂在＂德＂先;蕃汉并用,打破选拔官吏的民族界限;崇智、尚武、重文、重实用的用人价值观;选任方式的世选制与科举制并存;考课行政官员标准的实用性;忠、慎、勤、清、正的官德修养。在作用上既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也对金元王朝重才取士之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行政伦理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     

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

辽王朝在境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为辽朝政治中心。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根据有三：一、史书记载辽南京经济文化发达;二、《辽藏》工程浩大,约六千多卷,历时七十余年,雕造於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三、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均为辽南京雕印。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