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

文章依据现代法治的演进历程,揭示了中西方法治发展的差异和法治的共同性,并从宪政建设和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模式选择及制度安排,指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价值.     

法治中国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施行30周年

法治中国是制度之治,也是治国道路和治国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施行的30年,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辉煌时期,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阶段。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兼论在法治国家中民族法制的地位与特质

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资产阶级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是在资产阶级宪法基础上构建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法治是民主宪政的内在要求 ,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生成和法律素质的培养 ,而且是对法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及其生成的理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应当有完备的法律和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起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体系 ;应当是一个坚持依法执政、廉洁、高效、民主、法治的国家形式 ;应当是一个严格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并相互制约的法治国家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司法改革 ,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宪政视角下的民族法制 ,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特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宪政视角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组成部分。通过宪政的视角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宪政的关系,对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和宪政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世纪城市宪政的商人构建特性

辨析宪法(宪政)与民事权利、商事权利(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既可以从价值、逻辑层面展开,也可以把宪政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解说的依据.对于西方宪政(宪法)的发展而言,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与城市的治理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此,历史性地描述中世纪城市宪政的形成与商人追求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宪政(宪法)与民商法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一定的经验性意义.从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与城市的治理来看,职业商人对商事自由的需求是中世纪城市宪政形成的基础性原因,职业商人所使用的工具则包括在商人的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主导下所形成的商人法、商事组织的构造与管理能力以及根源于西方历史的法治意识与法治能力,而商人职业精神与职业素质得以展示与发挥的空间则是中世纪的商业城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平等的法治文化解读

文章认为“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内容。作为我国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杰出贡献、展现出各民族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全面平等。强化民族平等的政策法律保障、制度化推进民族区域自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均是民族平等法治文化的成功实践。坚持民族平等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强化民族平等的法治保障;巩固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夯实民族平等的制度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平等的文化根基。     

依法治国与中国宪政文化

“依法治国”是一种趋势，并被写入宪法。但我国法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变，析其原因是依法治国受到中国宪政文化的根本制约。中国宪政文化对宪政核心价值的偏离具有历史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误读是重要原因之一。法治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分析，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依法治国与宪政文化的联系。     

论美国宪政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大智慧

美国的宪政之路一直都是在自由与秩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展开的,其中交织着生存压力、利益博弈、利用、勾结和倾轧。博弈的结果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作出最伟大的选择,由此成就了美国全社会对宪政制度和法治的最高尊重和最大维护。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宪政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以及全社会忠诚法治的大智慧。     

论美国宪政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大智慧

美国的宪政之路一直都是在自由与秩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展开的,其中交织着生存压力、利益博弈、利用、勾结和倾轧.博弈的结果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作出最伟大的选择,由此成就了美国全社会对宪政制度和法治的最高尊重和最大维护.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宪政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以及全社会忠诚法治的大智慧.     

美国宪政生成剖析

美国是现代实行宪政的典型性国家,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制度,则是在长期的法治运作中不断演绎、不断发展而来的。人民主权和限权政府思想是美国宪政赖以生成的思想基础;对英国宪政传统和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制度传统继承与发展是其生成的历史基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需要是美国宪政生成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宪政＂包含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和法治等四个基本原则。     

论民族区域自治的治理内涵

民族区域自治是注册"中国"商标的国家品牌治理方式,既总领概括民族政策,又法治化升级民族政策规范,还具体落实法律治理制度规则;既属于民族特色的国家治理,又属于区域性地方治理,更是国家整体性官方治理。民族区域自治运行依法治理的法治思维,确立国家治理的治理定位,规划行政治理的治理路径,突显民族治理的治理特色,丰富区域治理的治理范畴,规范民主治理的治理行为,主导善良治理的价值追求,发挥治理效用显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特色。     

论宪法司法化

随着我国宪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宪法司法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原因、宪法司法适用的理由及现状,并试从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与根据、妨碍因素及解决途径的角度加以论述。     

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学思考

关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有关民族共治的问题,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从宪政和法理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是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法治传统下的英国宪政

一般认为,在英国宪政实践中,保障宪政的主要力量来自权力分立、法治、通过权利制约权力等被公认的宪政原则。然而,通过对詹宁斯等人有关英国宪政学说的论述,可以发现民主在保障英国宪政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民主与自由一样,均是构成英国宪政的基石。     

从宪法变迁视角看法治的发展

清末立宪以来,中国宪政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产生了十多部宪法与宪法性文件,反映了中国走向宪政与法治的艰辛与曲折。当代中国由于实行不同于西方法治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也不完全与西方法治原则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变迁,对法治原则的体现又可分为法治的蒙昧时期、萌芽与发展时期和法治地位稳固确立与法治内容进一步发展时期。法治因素的成长与快速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三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宪法所反映的法治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及宪法实施机制进步的层面上。     

司法不公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确保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 ,司法不公的成因主要有 :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有不足之处 ;司法权内部制度不健全 ;社会缺乏外部法治环境。相应的治理对策有 :完善宪政体制对司法的保障 ;改革司法权内部制度 ;培育法治化的文化环境     

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论

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重创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通过金融应急管理权来实施紧急状态的金融治理是各国监管当局的共识。金融应急管理权具有应急性、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权力扩张的天然性，这决定了必须通过程序法治对其实施规范治理。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的构建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协同应急原则、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原则和保持透明度原则，围绕金融应急管理的启动、运行和退出程序展开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     

警察权运行的现状与完善：基于宪政理论的框架分析

宪政理论对我们重新界定警察权、规范和完善警察权的运行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宪政框架下的警察权应该是法治的、有限的、廉洁高效的和透明的，但现实中的警察权在运行中存在着定位不准、监督不力，绩效评估制度不完善的困境。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完善的途径与目标：建设宪政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警察权的重新定位；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宪政斗争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下议院与王权的宪政斗争主要体现在确立议会主权和争取法治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围绕着财政冲突、弹劾国王的宠臣和争取议会特权等三项内容而展开,实质是解决议会与国王双方的宪政矛盾。第二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争取司法独立的斗争,实质是专制王权和法治两种本质对立因素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等阶层的壮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英国宪政斗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