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加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是金融理论研究的一次创新与革命。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信用环境不佳,资金效益低下,金融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等金融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此,应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加强中介机构规范化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能力,加强法制环境建设,完善东北地区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北京高端金融人才发展环境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北京市490位高端金融人才的调查数据

通过分析2017年北京市金融行业490位高端金融人才的横截面调查数据,测算北京市高端金融人才对北京发展环境的满意度,并对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北京市高端金融人才对北京发展环境的满意度为中等水平(3. 2281分,满分5分),发展环境中最为满意的是经济发展环境,最不满意的是生态文明发展环境,影响发展环境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工作收入水平因素和经济影响力相关因素。     

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问题研究

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系统由生态主体、生态环境和生态调节构成,其具有主体弱势性、环境脆弱性、主体与环境关系的超紧密性等特征。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主体较好地履行了职责,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经营利润大幅增长,但支农功能不健全,可持续发展能力需强化。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上有利于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但也存在影响生态主体发展的不利因素。改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要从再造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的主体和优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双管齐下。     

中国金融调控预警制度建构论

金融调控是一项纷繁复杂的活动,金融市场又受诸多国内、国际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调控机关很难把握调控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手段,需要从制度层面构设一定的预警机制来帮助调控机关正确实施调控。我国的金融调控预警制度存在金融调控预警组织主体不清、缺乏可操作性的预警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纠偏措施。鉴于此,建议我国成立金融调控预警委员会,设计全面的金融调控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信贷风险预警制度和预警纠偏机制。     

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基于中国省级与地市级的数据分析

金融集聚作为资本积累与流动的结果,一直是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以近期中国营商环境为考察对象,探讨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通过构建2006至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地市级数据,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对金融集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即使在控制一系列影响金融集聚的因素以及利用工具变量对内生性估计偏差进行修正后依然稳健。研究还发现,营商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能够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在营商环境完善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两个维度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因此,应积极推进营商环境的改革和优化,这不仅能够促进资本的有效流动,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我们深化对于完善统一大市场内资本要素运行机制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型金融运行体制;建立了以多种间接型金融调控工具为主体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了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建立了较为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国有商业银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不够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应金融现代化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偏高,潜在金融风险仍然较大.今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改变经济金融结构不对称格局;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健全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结构的国际比较

健全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构建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具有自身特有的功能体系,各种功能相辅相成,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其他金融中介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于功能结构视角,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功能可以分成某些要素,借鉴国外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基本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我国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集聚与制度探析

金融中心形成过程是经济金融长期发展的过程,受到包括地理区位、金融集聚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区位因素在金融中心形成中仍然具有实际意义,不过它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外生变量.依托一国(区域)强大的实体经济发展,基于强劲的金融资本需求,才能形成相应规模的金融集聚,这是经济运行中自身所蕴含的经济机理,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从而金融集聚因素就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内生变量.制度因素在现代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集聚与制度视角研究,为准确认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更好地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益启示.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法制环境探讨

目前 ,制约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 ,其中 ,融资环境的制约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 ,转变思想观念 ,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法制服务体系 ,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有效的融资法制环境 ,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国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和加入WTO后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金融创新需求与供给研究

强调区域制度因素、社会资本、文化等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的金融地理学可为区域金融创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历史和制度差异决定了金融创新的供给和需求,金融创新的扩散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以区域同质性为假设前提的金融创新供给政策和扩散措施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效果,应结合各地区的金融地理特点,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创新。     

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即支持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金融产业政策体系。确立科学的金融产业结构政策、金融产业组织政策、金融产业布局政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国家产业政策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为促进产业发展,金融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应与其他产业政策及相关体制和制度建设协调配合。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研究

金融生态系统失衡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业界研究和关注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生态系统内部环境失调和外部环境恶化的结果.具体而言,包括金融体制落后、金融监管不力、行政干预过多、金融法规滞后、信用环境缺失等问题.应从完善和优化金融系统内部环境、外部生态环境两方面来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深化与中国金融稳定

金融深化在改善金融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金融秩序动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金融相关率逐渐增长,金融机构组织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健康成长,这个过程正是中国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迄今为止,我国虽然尚未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动荡,但我国金融业同样存在大量不安全因素:如金融机构高居不下的不良资产,保险业的无序竞争,上市公司的不良业绩等等。在金融深化进程中,保持我国金融稳定发展的路径选择应该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谨慎开放资本市场,稳步推行金融产权改革,准确把握金融监管力度。     

论区域发展的法治环境建设

区域发展模式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它的产生、发展都需要以一定的法治环境为基础。如何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关系区域发展模式的命运。在区域发展模式背景中,建设法治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重点是要加强地方立法,完善主要机制,以建设好行政法制环境、司法法治环境和社会法治环境。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金融创新影响金融稳定的微观机理分析——对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深层思考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出现,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美国次级债危机表明,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比人们想像的更为复杂。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最初有利于金融稳定的金融创新,随着其发展完善,会影响甚至改变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动机,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应当从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中汲取教训,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抑制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微观主体行为的负面影响,不断变革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进而维护金融稳定。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金融市场的演进经历了从投资者“买者自负”到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卖者注意”的历程，伴随着商业实践的演变，最终引发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群体出现分化。非专业的金融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的身份发生融合，并最终嬗变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基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济人”理性选择，以及彰显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金融背景环境之下，应转变法律理念来对金融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并建构体现实质公平主旨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二者间的严重失衡问题，以及基于金融消费者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博弈失利的结果表现而言，建构理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为应然选择。应建立投资分类保护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断化”法制，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日本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历史演进

日本于1959年引入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在金融自由化前,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再贴现率操作共同发挥着金融调节手段的作用.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该制度会对银行存款业务的竞争力带来很大影响,因此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保持不变.作为日本银行诱导短期利率的一种框架,存款准备金制度现在仍有重要作用.     

绿色金融支持乡村绿色发展研究——以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绿色金融与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致的内生逻辑,对于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空间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现阶段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绿色金融发展较晚等原因,绿色金融支持乡村绿色发展还存在一些障碍。基于此,应坚持系统思维,从体制机制、供需主体、产品效能、金融素养等方面着力,推动形成绿色金融支持乡村绿色发展的良好政策、市场、中介环境,逐步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