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俗角度审视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和谐首先是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习俗作为社会“隐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俗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约定俗成的模式化的生活方式,以其所独具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要素。习俗与道德具有密切关系,道德教育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起到引导人们有意识地选择优良习俗而摒弃、批判陋俗的作用。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Disenchantment: The Limits of Eth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Life Science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迫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本文认为:道德对现代技术选择作用的着眼点及其有效性,是现代技术应用主体的目的、手段与态度;其核心是主体必须有社会责任精神,只能为善,不能为恶;当代的人类应当在重视以道德匡正技术的同时,重视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论人权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是由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结合而成。试图阐述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人权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 ,应当重视道德所起的作用 ,即道德具有逻辑的优先性 ,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人权的差异性是由人权的道德基础决定的。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论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保障.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实质就是一种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公民价值观教育.为此,在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的实践中,应注重发挥主体性、体现自主性、注意层次性,以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市场交易契约的内在道德完备性——亚里士多德、交易公正、“正名”

哲学家历来对市场契约的道德性抱怀疑态度 ,认为必需从“外面”引入“高级”的道德而且往往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交易公正”理论入手 ,论证市场契约本身具备足够的道德性 ;并且 ,通过考察儒家文化中的类似道德观念 ,说明我们的看法具有普遍意义     

法律对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可调控性分析

婚姻家庭在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过程中,遭遇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法律强制性干预凸现出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重构婚姻家庭道德价值体系、尽快建立政府支持服务系统、在社会公众中进行道德自律能力培养与价值倡导,使法律制度尽可能地符合人性,关乎人性。体贴人性。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2007年的“两会”,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了高度的锤炼。对中国百姓来说,构建和谐社会显然比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更容易理解,也更有亲和力,因为在“大同世界”、“天人合一”、“和为贵”等中国传统经典理念中都能找到和谐二字的内容,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构筑和谐社会成败的关键在于找准切入点。作为群体道德、主导道德、公认道德的职业道德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道德从各方面主导着社会生活,职业道德是当前社会公认道德在特殊领域内的具体化,同时职业活动及其产品面向公众、服务公众,因而具有示范作用。职业道德的履行又是理论实践化的过程,所以道德建设具有可检验性和可操作性,涉及面广、调节领域多样化,所以职业道德又是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与法制建设相配套的一个重要道德层面,所以将职业道德确定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效性。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论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

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主要内容:"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六达德"、"六基德"、"新三纲说"及"兼善天下,而以人群为一体"的道德境界等,其早期新道德观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为:既是对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应用。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直接、有效的伦理文化资源。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和谐社会视野的学校德育新路径

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应全面把握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学校德育与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对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德育。在此基础上,基于建构学习模式,促进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良性互动与对立统一。     

人的社会欲望及其调控

人的社会欲望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某种目标的渴望与追求 ,是一种膨胀了的社会需要。在一定时期 ,社会欲望的发展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社会欲望失控与社会行为失范有内在联系。人的社会欲望失控已成为社会行为失范的重要社会根源。调控和引导人的社会欲望的手段是 :反对享乐主义 ,提倡节欲文化 ;引导合理消费 ,鼓励创新发展 ;注重道德导向 ,加强法律控制。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基于制度伦理视角讨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简单从技术层面来理解,而更需要从文化层面来考量。就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良性运行而言,制度伦理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作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都缘于制度伦理的缺失。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来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协调运行。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

儒家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精华的内容,其中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充分利用儒家优秀传统道德遗产,将新世纪大学生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要求与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如,"天下为公"与现今提倡的无私奉献、"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与忧国忧民、"仁爱"精神与关心他人和集体"恪守信誉"与诚实守信、崇德重义与大学生文明修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