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找到力量和决断的原因——兼谈哈姆莱特的性格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其著名的论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莫恰洛夫扮演哈姆莱特的角色》(1838年)中通过哈姆莱特性格的分析,指出了这个丹麦王子在两层“精神危机”的“绝望”之中,经过内心斗争——“分裂”,从而”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力量和决断”的原囚。他认为这个原因是一种“信念”,正是这个“信念”促使哈姆莱特做出了行动。但是,哈姆莱特精神上这个“信念”是怎样获得的以及哈姆莱特性格变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别林斯基在论述时却犯了一个唯心主义的错误。 别林斯基论文中谈到哈姆莱特的精神生活时指出:“哈姆莱特表现了精神的软     

《哈姆莱特》中的死亡问题

在莎士比亚剧作《哈姆莱特》中,死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那最易被人谈论的哈姆莱特行动的“延宕”与这一问题有着密切关联,而且因为剧作者在处理死与生的关系时,表现了极富有启示性的、罕见的卓识。如果说哈姆莱特形象是不朽的这一命题可以成立,那么其不朽之相当大的成分即在于此。     

对哈姆莱特“半疯半装疯”问题的浅见

长期以来,人们对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疯”的问题争论不休。有的认为哈姆莱特完全是装疯;有的认为是一半真疯,一半装疯。究竟哪种看法更合理,更符合作品的原意?我想在此谈点自己肤浅的认识。 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不是一个纯粹的疯子,也不是完全装疯的王子,而是个“一半真疯,一半装疯”的复仇者,这种意见,早在十九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当时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和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都曾经认为哈姆莱特的“疯”只有一半     

哈姆莱特形象再探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几百年来一直是批评家争论的课题,归纳起来,争论有三个方面。首先,哈姆莱特是一个什么典型?我国评论界对此几乎是有定论的,即他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我认为,这种分析法抽干了活人身上全部的血,剩下的只是一具躯壳。 其次,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犹豫延宕的原因是什么。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     

《哈姆莱特》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

《哈》剧的骨架是欧洲古老的民间故事,莎士比亚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艺术成份,使其成为反映17世纪初英国社会生活的“缩影”。《哈》剧融入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通过诸神的意象表达莎氏关于“人”的理想观念及其所遇到的危机。《哈》剧中插入的《圣经》故事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层面反映了“人”的堕落与罪行,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欧洲的文化积淀使哈姆莱特由一个古代传说中的复仇英雄演变成为反映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典型。     

莎剧《哈姆莱特》中的法律问题与法律意识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渗透着作家对法律问题的思考,呈现了他深厚的法律修养和深邃的法律意识。从文学法律批评的视角出发,对《哈姆莱特》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审视。首先,莎士比亚作为酷爱法律书写的作家,以剧院为法院,对社会事件进行审视和评判,《哈姆莱特》中五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书写,充分说明他在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中对法律事件和国家利益的关注;其次,《哈姆莱特》的法律书写,是我们理解和审视这部悲剧作品相关问题的重要方面,尤其是理解"哈姆莱特延宕"的重要视角;再次,法律意识是衡量封建范畴的个人复仇与人文主义"重整乾坤"理想的试金石,正是因为哈姆莱特所具有的法律意识,阻碍了他复仇计划的实施。个人复仇与法律正义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哈姆莱特复杂性格的重要因素。     

哈姆莱特——莎氏宗教思想的牺牲品——《哈姆莱特》悲剧原因新探

本文试从《圣经》中耶稣基督牺牲于十字架上的象征 ,探讨莎士比亚创作《哈姆莱特》时所受的思想影响及《哈姆莱特》悲剧产生的原因     

解构经典：《葛特露和克劳狄斯》述评

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几乎是一经发表便被奉为经典,然而,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阐释也从未停止出现。厄普代克的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哈姆莱特》之前”的故事,对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和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也为《哈姆莱特》提出了一个属于现代人的全新的阐释。     

应该全面正确地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理论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不足之处是“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具体表现在:“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对于恩格斯这段有关典型的精辟论述,历来理解不同,解释颇多。单就字面看,似乎前后文是矛盾的,前面说是典型的,而后面又说是不典型,到底人物是不是典型的呢?我认为要正确理解这段话,必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有一个较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片面、孤立的就某一段话的表面意思去认识复杂的典型问题,势必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众所周知,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谈现实主义原则时,就较全面、完整地表述过这个问题,它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     

哈姆莱特的认知与行动能力探析

从分析莎士比亚戏剧反映文艺复兴时期关于知识与力量的论争入手,我们可以探讨《哈姆莱特》是如何以戏剧艺术的形式探索近代认知过程的。莎士比亚将主人公的认知困境戏剧化,在哈姆莱特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近代多种认识模式。哈姆莱特的认知空间里充满了多元的、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烙印、编码和筛选的所有过程中相互交错、相互反映。肉体、灵魂、文化等多维元素循环交互作用于他的认识过程,造成哈姆莱特的认知困境和行动拖延。在筛选阶段,哈姆莱特的自我认知进程崩溃了,认知链断裂,使他陷入无所适从的僵局。哈姆莱特认知之谜的核心特征与现代和后现代阐释以及莎士比亚对于人类认知过程的高超艺术表现,确立了《哈姆莱特》在世界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哈姆莱特的性格——纪念莎士比亚逝世三百六十五周年

《啥姆莱特》居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它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的争论极多,堪称一部问题剧。问题集中在主人公的性格上,古今评论界多就哈姆莱特的性格大作文章,造成百家争鸣热闹非常的局面。惊人的是,发表的专著、论文数以千计,要从其中找出两篇观点完全一致的来,却非易事。各式各样的观点,都力求解答一个问题:哈姆莱特是个什么性格。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原来在莎士比亚创作《哈姆莱特》的年代,剧作家本·琼生就倡导:人物形象必须具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后来的戏剧发展走的正是这条路,到古典主义戏剧的理论和实践找到了归宿:主人公的性格只能是一种情欲、一种意向或一种原则     

《哈姆莱特》再论:呼唤理性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一直是国内外批评家关注的焦点。结合艺术的哲学理念,通过分析对哈姆莱特的性格进行探讨,阐明自然本能和理性的冲突是哈姆莱特延宕的根源。并由此推出《哈姆莱特》是对理性的呼唤的结论。     

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十七世纪初在英国上演的五幕悲剧《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全部剧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最受重视、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然而,正如卞之琳先生所说,其主人公哈姆莱特“这个悲剧中心人物,三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闻名的典型人物中,得到最多的评论,也受到最多的误解.”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     

时代嬗变与意识困扰——吟姆莱特踌躇问题新探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乃至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学作品中内涵最为丰富的艺术形象之一,被称誉为“全体人类所加冕的戏剧诗人之王王冠上一颗光辉夺目的宝石”。哈姆莱特形象的价值已经越出了文学的界限,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哈姆莱特“著名的踌躇”问题被看作是“斯芬克斯之谜”,至今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国学者的注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此做了简要的概括,它说现在关于哈姆莱特所有的材料“都不足以解释哈姆莱特著名的踌躇(他要报杀父之仇,但却多次不能下手,反复迟疑),而这正是莎士比亚关于哈姆     

关于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辨正

创作方法这个概念,自从提出以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坛上和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就是其中之一。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在我国文学理论的教材中都把它归纳成两点:一是客观地描写现实,二是要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塑造出典型。例如《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就这样说:“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它的另一个根本特点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则这样写道:现实主义     

夏洛克的悲剧与其性格的复杂性

《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同哈姆莱特、福斯塔夫一起被公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最著名的三大典型.哈姆莱特是正义的化身,但在他的身上也存在着软弱的缺陷;福斯塔夫是邪恶的代称,但是他的性格里毕竟有人性的一面;然而作为这两者之间的夏洛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远非上面两个人物的综合.我们说夏洛克既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魔鬼,也不是个至诚驯良的绵羊.夏洛克就是夏洛克,一个犹太高利贷商人,一个任何人无法替补的角色,在那个人文主义时代,他被打上令人同情而又令人憎恨的双重烙印,形成了一种至今还常常让人纠缠不清的复杂的性格系统.     

浅析哈姆莱特的性格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所写的37部戏剧中最具争议的一个剧本。对哈姆莱特的性格历来评论的观点甚多。通过剧中故事情节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性格转变的轨迹,即快乐王子——忧郁王子——延宕王子——行动王子。由此可见,哈姆莱特的性格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性格之所以表现出乐观、忧郁、延宕、果断、坚定,这完全与客观...     

也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与戚鸿才同志商榷

莎士比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莎士比亚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这些问题是历代中外“莎评”中颇有争议的论题,也是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莎氏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戚鸿才同志在《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苏联和国内有关论著所说莎氏“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基础”之类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并认定莎氏的“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戚文指出了莎氏作品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因素,值得赞许,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又感到戚文断然把莎氏的基本倾向确定为浪漫主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莎氏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戚鸿才同志和广大读者。     

从《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向化特征

本文主要从剧本《哈姆莱特》中,分析了内向化特征在戏剧文学创作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研究了有关莎士比亚戏剧内向化特征的诸多表现。     

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

在我国的莎评中,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一说似乎已成为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说:“《哈姆莱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欧洲文学史》说:哈姆莱特“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国内评论大都从“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一既定观念出发,从作品中寻章摘句,印证上述权威性的观点。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试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