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匈关系的演变

汉匈关系从演变具有的复杂性和反复性中，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多样性。从汉匈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出，民族关系除了民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包括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接触，而且后者是一种更为深远的关系。     

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

在汉匈关系史上,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了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成为三种故事,为后世汉匈处理彼此关系所因循或借鉴.故事的产生与维系需要多种条件.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汉匈会要求更改当前故事而重新选择新的故事.此时,双方均会坚持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故事.三种故事的存在使汉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双方处理彼此关系起到了参考作用,同时也使得转型期汉匈关系的确立变得尤为艰难.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论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

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是和睦相处为主流,武装冲突为支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由汉匈双方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并对双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融入华夏:东汉时期汉匈关系中的“南单于故事”探微

"南单于故事"是光武帝时期形成的东汉处理与南匈奴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产生于东汉实力强于南匈奴的背景,明确了东汉承担的经济和军事等义务,南匈奴承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义务,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不对等性等特征。"南单于故事"意味着匈奴的地位从西汉初年平等的兄弟变为宣帝时享受特殊礼遇的藩臣之后,再变为臣子,标志着汉匈关系演变的新阶段,是两汉时期汉匈关系史上的最后一种模式。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南匈奴融入东汉,南匈奴的历史成为东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南匈奴也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     

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

郡之建置源于边地,最初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功能。秦汉时期,毗邻匈奴的北境诸边郡,是中原地区与匈奴相对峙的主要区域。负责全郡事务的最高长官———郡太守,以及辅佐太守的军事长官都尉,除与内郡具有相同的职责外,还肩负着防范匈奴侵扰的重任,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汉匈质子关系及其作用述评

西汉和匈奴之间的质子关系,经历了征取质子、质子入侍和王莽杀质三个阶段.汉匈质子关系,不仅对维护当时良好的民族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刘敬和亲时间再议——与小军《西汉与匈奴间最初和亲约缔结时间考述》商榷

由于引用《史记》年表中一些错误时间记载,加之对一些史料的误读,小军先生对刘敬和亲及相关事件时间考证值得商榷。司马迁个人对匈奴态度影响了相关史料的选取,进而影响刘敬和亲及其相关事件的准确性、可靠性,造成了刘敬和亲的精确时间难以考证。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海洋考古与海洋文化建设——以舟山群岛为例

舟山是海洋大市,海洋考古资源十分丰富。加强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的海洋考古工作,推进海洋文化建设,是建设舟山海洋文化名城的重要任务。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以波匈捷为例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从内部因素看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政权更迭之后展开的,从外部条件看是伴随着回归欧洲、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的；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的关系比较独特,他们在外部条件的支持下同时推进了两个转轨：一是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二是从议行合一到三权分立。     

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时期很多中原商贾经边疆郡县,再出入关塞,驱赶着牛车往来转输货物,经商贸易。匈奴商胡贩客日款塞下,骡驴驼马衔尾入塞,还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员出入。汉朝对出关物品虽屡申律令限制,但仍阑出不禁。汉简的记载与正史内容吻合,匈汉经济互为补充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强劲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