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初期的宗教信仰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并将幽云十六州割与辽朝。辽太宗假借托梦方式,将中原佛教信奉的白衣观音尊为契丹皇室家神。一近年有关辽朝历史的著述不断出版,而在涉及辽朝宗教信仰方面,许多著述只讲儒、佛、道的传入和影响,很少涉及契丹巫教。事实上辽建国后,始终维护着对契丹巫教的信仰,而且在辽初期,契丹巫教在宗教上仍占有优势地位,它对辽的军国大事发生过重大影响。     

辽朝《后妃传》的历史书写

《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既复制中原王朝正史的叙述模式,又取资于本族神话传说、摩尼教和佛教,其历史书写呈现文化与族群多元的特征,塑造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期待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辽朝的权力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辽史·后妃传》力图论证皇后本人及其后族参政的合法性,并在辽朝政治格局中扮演辅佐皇权的角色.     

辽朝“五京”互动机制研究

辽朝设有"五京","五京"在辽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辽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辽朝"五京"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检索辽史和碑刻资料所记辽代"五京"留守官员,并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就辽朝"五京"互动机制实现途径与效应问题进行了探讨。     

佛教在辽朝的流布及其影响

“佛非中国教”.其自西域贸人传入中原的时间是东汉桓、灵之世,及至唐末五代,中原地区已是佛风炽烈,家喻户晓了.此间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已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奴隶制,逐渐成为与中原汉族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北方强国.和历代统治者(隋唐以来)一样,为了麻醉人民,强化思想统治,辽朝统治者也利用了佛教这一有效工具.在辽朝统治阶级的扶持、倡导下,终辽一代,佛教得以不断发展兴盛并对契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辽史》与辽史研究

本文对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及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作者指出，要把辽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批驳某些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应重视考古新发现。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近廿年阜新市辽史契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阜新历史上曾是契丹族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也是辽朝主要统治中心之一。契丹族文化、辽代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阜新的辽史、契丹族史的学术活动频繁,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就近20年来阜新市对辽史、契丹族史研究进行回顾,分析研究现状,并展望研究趋势。     

略论苏颂使辽

苏颂是中国古代一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为了维护宋辽的和平友好关系,了解辽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心向背等国情,为本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依据向国人介绍辽国的经济和文化,他曾五次参加对辽的外事活动。园满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为保持宋辽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向国人介绍了辽朝的风土人情,为宋朝及后人了解契丹作出了主要贡献;记述了辽朝经济发展状况,为人们研究辽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苏颂出使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河北辽塔设计艺术特色初探

从河北辽塔建造年代和分布特点入手,初步探讨了其建筑风格、艺术魅力及设计艺术特色。河北辽塔不仅承启与沿用了唐代建筑遗风和东北辽塔建筑设计艺术特征,而且在建筑技艺和设计风格上还受到宋塔的影响。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辽朝军队都监考论

辽代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军队中设有都监。辽代仍延用五代已有的临时型都监、常驻型都监两种类型。辽朝所置临时差遣型都监基本与五代相同，只是对势力较大的军队会派都监临时监管。常置性都监相较五代有较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范围扩大，二是职权增大。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巴蜀哲学发展略述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的精华 ,从巴蜀第一位有著述的哲学家严君平开始迄清末的廖平 ,巴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汉至魏晋的经学阶段 ,隋唐三教并盛的阶段 ,宋元明的理学阶段 ,明末清初迄清末批判理学及其君主专制与经学终结的阶段     

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辽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的,后由于统治者的尊崇提倡,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内地的发展繁荣。辽代佛教的发展是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赤峰地区辽代、清代时期的佛教寺庙文化调查

佛教传入北方草原地带,始于匈奴时期。此后统治北方的各个民族都推崇佛教。由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推崇,辽代以及明末清初,佛教在赤峰地区的传播形成两个高潮,寺庙作为佛教的载体,在赤峰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通过对赤峰地区佛教寺庙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今天藏传佛教寺庙文化存在着喇嘛人数少、年龄结构出现断层和呈年轻化趋势;喇嘛的生活比较世俗,思想观念也比较开放;宗教活动少,仪式简单,而民俗色彩浓郁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