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德本法用——关于“以德治国”及德、法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就“以德治国”的内涵以及德与法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一、传统“德治”理论的内涵与积极作用无庸讳言 ,“德治”主张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就明确主张实行“德治” ,提出了“为政以德”、“修德以安民”、“道 (导 )之以德 ,齐之以礼”等思想主张 ,要求统治者既要谨修官德 ,又要以道德为主导、以礼义相配合来教育人民。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主张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和“爱人”、“保民”的“仁政”。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王者用德不用刑” ,历代大儒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韩愈其人

韩愈(公元765—824年),字退之,是中唐时期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耻文人,他在儒家顽固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北宋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曾大吹特吹过韩愈,说什么“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到唐代出了个韩愈,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明代有个儒家大官僚薛也极力吹捧韩愈,他说,假如没有韩愈,谁能为我们指出儒家的“道统”呢?谁能如此明确地推尊孟子作为孔子的“嫡传”呢?这些人对韩愈的评价,从反面说明:在我国封建制社会衰落时期,没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需要儒家思想作为救命稻草。韩愈为尊孔尊儒而大喊大叫,正反映了没落的地主阶级…     

先秦儒家礼仪观与当代礼仪规范──《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九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早在上古,就有一套祭祖之礼,发展到先秦,礼仪的含义和内容,已相当完备,先秦儒家专门叙述礼的书,就有《仪礼》、忻L记》、《周礼》等多种。儒家学论的创始人孔子把礼仪看作是做人之根本,当然“礼”有个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是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各种仪式节文。狭义的礼是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仪,对礼仪的叙述也颇多。本文仅摘其要点并就其与当代礼仪规范的关系进行讨论。一、先秦儒家的礼仪观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论…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先秦儒家义利观探析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义利观上的深刻洞见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路向。先秦儒家认为,礼义与利益并非单线统摄,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义利既可两有,又会相互冲突。面对义利冲突,先秦儒家主张通过礼义的方式去解决和调节公私、群己、人我的利益冲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之与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抉择原则,其内在根据是“义以为质”,把义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从而将人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这些根本问题统合到如何做一个仁人义士的问题上,为儒家君子成德之教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家对义利观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本期视点:“礼”的传统与当代政治哲学

主持人话语:以“礼”为中心的儒家礼学体系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位置上。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中,礼教(或名教)曾被作为儒家与现代最不相容的过时之物受到激烈的抨击,让人一说到“礼”就会联想到约束、控制、禁欲、等级和权势等一些消极因素。即使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彼此互动的转化关系,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感到儒家的“礼”,特别是体现为复杂的仪式和礼节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现代生活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坦率地说,与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礼仪和礼节,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确实无法派上…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你能与小人区别开吗

有一次,苏格拉底趟水过河,脚一滑,落水了。他拼命地挣扎着,大喊救命。旁边不远处有个钓鱼者,他不仅不帮助苏格拉底,反而转身就走。最后是他的学生救了他。后来,那个钓鱼者趟水过河,也落水了,他拼命地挣扎,大喊救命,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正巧在河边散步,便用竹竿把他救了上来。     

先秦儒家对孝道伦理的理性化诠释初论——以孔、孟、荀论为何行孝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各派学者对孝道有种种论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的先秦儒家承礼论孝,认为孝是习先王之道、报本返始之需;同时又积极开拓新的诠释理论资源,纳仁论孝,以孝为仁本和修身之要。通过结合礼仁,较为全面地论证为何行孝,既存续了孝礼本义,又开拓了孝仁新义,大大地充实了孝道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内涵,彰显了一种理性和创新精神。藉此,他们使传统孝伦理中"历史"与"自由"两种要素相辅相成、和谐一体,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但观过知仁,对儒家孝伦理的潜在弊端,亦需保持清醒的认识。     

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礼治与法治:对立还是互补?

儒家的礼治不应该被看作是和法治对立的体系,而应该看作是同一治国理念里与法治互补的必要层次。所谓法治主张平等而礼治强调等差和关系,是过于简单的看法。其实两者都承认等差和关系。儒家等差观的本质不是维护等级特权,而是落实个人的责任范围,并且责任与权力和财富成正比,越是有权的,责任也越大。所以法治建设需要的不是抛弃礼治精神,而是对礼治中双向责任的更好贯彻。近代以来对礼治束缚自由的批评,针对的不应当是所有的礼,而是不合理的礼。合"礼"的理恰恰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最后,礼和法的冲突不能简单地认作两种规范原则的冲突,而且这类冲突导致的困境也不是礼和法之间的紧张所特有的,更不能一有了礼和法的冲突,就认定问题出在礼这一边。那种把儒学当作反对法治、提倡特权、束缚自由等等封建积习的理论基础的看法,本身就基于对儒学的曲解和简单化。只有避开了以上所分析的一系列误区,才能保证礼治和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沈家本思想核心及其中西法文化融会点

一、沈家本思想核心沈家本一生治律,同时“从事经史考证之书”,兼治经史,融经史于律。法律学识之渊博,中国法律史上鲜有能与匹敌者。翻开他的著述,举凡法律所及的方方面面,无不为其所考论。对这样的融合中西法学大家,如果不把握他的思想基点(或思想核心),就很难对他的整体思想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估。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仁”的首创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政”是“仁”的滥觞,由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创立并系统化。“仁政”“仁学”是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孔子纳“仁”入“礼”,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又一步步“纳礼入律”。因此,中国封建法律包容了孔子以     

SPECIAL ISSUE： RECONSTRUCTING THE GENEALOGY OF CONFUCIANISM： XUN ZI＇S THOUGHT AND HIS HISTORICAL IMAGE

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苟子。儒家道统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     

欲望的克服如何可能?——先秦儒家的道德心理学诠释

欲望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儒家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主张克服欲望的羁绊,塑造道德的人格。然而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上,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孟子主张通过"寡欲""养气""立志"的内在方式来实现对于欲望的克服和道德良知的发展;荀子则主张通过学习"礼法"的外在努力来充实"义",使之成为克服和疏导欲望和情感的道德力量。相比于孟子的内在方式而言,荀子的外在方式无疑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儒家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