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第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张湛援佛入玄之“贵虚”论

东晋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加深了人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张湛注《列子》以回应"生死解脱"这一时代课题,自觉地吸取佛教的抽象思辨方法和深邃哲理,提出了"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基本命题,以本体界的永恒来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士族营造了一个超脱生死的理想人生境界。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比德、性德和道德——儒佛道三家“德”论比较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德是指人的品格和境界,儒佛道三家都有自己丰富的德论,而且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平面化地来谈论德,而是将德看作是有着深刻的宇宙或人性背景的。儒佛道三家除了所讲的德的内容各不相同外,在解释德的来源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其中儒家所讲的德是比德,即天人合一源自于天的德;佛教所讲的德是性德,即众生于本性中具足的源自于性的德;道家所讲的德则是道德,即道人合一源自于道的德。     

《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综合了中原佛儒二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气本论与缘起说并存的"二元论"宇宙论与人性论,在宇宙论方面吸收综合了儒家的元气生化论、天道观及佛教的"四大说";而在人类起源和人性论方面则吸收综合了儒家元气论、佛教五蕴说和如来藏缘起说。这种"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现状调查报告

儒、佛、道博大精深又历经曲折,为全面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部分群体对儒、佛、道的了解和认识现状,我们按总体状况、儒学、道家道教、佛教四个部分设计了问卷,一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一千余份。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曹操的兵儒合一

以德治军和以法治军互为映衬。传统武德文化的研究正逐渐成为以德治军的思想底蕴。文章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曹操的武德思想作了探索,并从其戎马一生的军事实践、为政韬略、人才思想三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述,进而发掘了曹操武德思想兵儒合一的独特表征,是解读曹操的一种全新尝试。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西夏人的佛儒融合思想及其伦理道德观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受到唐宋中原"三教合一"思潮的重要影响,形成了以佛儒融合为特点的道德伦理观,并在继承和综合中原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文化个性。这种伦理道德观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的重要表现。     

从"心性"学说看儒、佛的道德观念

儒、佛的“心性”理论 ,最终是想解决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行为实践问题 ,要求使一切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内心的一种自觉的精神需求 ,而不是靠外力的强加。所谓“尽心”与“自悟”就是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达到“治世”和“救世”的目的。这对于今天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