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不对称视域医患矛盾风险及防控

信息不对称是医患双方信息掌握的不均衡状态,它是医疗服务市场中最重要的特征。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易引发道德风险、信任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可能导致医患矛盾升级为医患冲突。缓解医患矛盾,需打破医患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均衡状态,通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改革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与逐利机制,创新医疗补偿支付方式,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并构建医疗风险防控机制。     

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分析——基于不完全信息模型

我国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主要体现在：（1）事前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完全信息,使服务购买者根据预期平均收益进行决策;（2）医疗机构等级分类体系和等级评价规则,使服务购买者掌握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信息;（3）医疗市场价格管制、医疗保障制度和居民不断上升的收入,使不同质量医疗服务的相对供给成本不足以抵消质量加成收益,最终导致服务购买者集中与更高质量梯级的医疗机构缔约。应通过建立诊疗与治疗分离的医疗机构体系,改革医疗机构等级评价规则等,解决医疗市场资源配置扭曲问题。     

跨省横向府际应急协同机制的实践样态及制度保障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激励问题研究

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存在着由于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为了规避这种行为的发生,运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医生的激励问题加以分析,得出医生的收入不应只与业务数量挂沟,更应该对其业务质量上的努力给予更高的重视,最后对我国未来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医院要注重管理;建立医疗服务评价机制,用信誉指数替代表达医生的私人信息;建立病人对医生的医疗服务评价机制。     

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从个体、组织、个体与组织关系三个层面可构建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该框架来看,问责对象不精准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在组织层面,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问责与集体问责相互代替.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成因包括:在个体层面,混淆执纪对象与问责对象,终身问责机制不健全;在组织层面,职责同构的政党职责体系,垂管部门滥发"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与集体责任划分不清晰,避责策略的消极影响.其治理对策在于:在个体层面,区分执纪对象和问责对象,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在组织层面,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党职责体系,清理垂管部门发布的"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清晰划分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以集体问责和个体问责配合使用抑制避责策略.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缓解“因病致(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过程主要分为萌芽兴盛、衰退解体、恢复重构、新农合试点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五个阶段。 为实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规范发展,必须在功能定位层面,始终坚持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确保农村居民公平享有健康医疗保障的权利;在体系建设层面,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农村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减缓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压力;在运行主体层面,将“政府主导、农户主体”作为制度持续发展的基点,强化参保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建设;在覆盖范围层面,关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群体的参保补偿方案,考虑建立贫困农民群体的长效参保机制;在发展趋向层面,按照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逐步建立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制度探究

新冠疫情给医疗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分级诊疗制度是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医疗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条件下,保证一定治愈概率和有效的医疗服务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即使不采用行政命令强制干预,分级诊疗制度依然能够保证不同患病情况的患者获得相应的最优医疗服务,同时避免“医疗挤兑”。因此,为保障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分级诊疗制度的长效运行,应及时建设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体系、完善行政工作过渡以及精细化医疗服务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数字化医疗的法律挑战与治理策略

信息技术正在推动医疗领域开启新一轮数字化革命,“数字化医疗”由此兴起。从宏观视角来看,数字化医疗引发了医疗信息载体、医疗卫生实施、医疗服务供给的全方位变革。但同时也带来了设备与网络安全问题、数据与隐私保护问题、法律适用与管辖问题等亟待解决的法律挑战。以欧盟数据保护立法、人工智能使用规范为代表的相关制度有助于应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法律风险与挑战,但也存在针对性与约束力欠缺、数据权利保护有效性不足、透明度不高、信任机制失灵等不足。数字化医疗治理机制应当从营造信任生态系统、优化权利保护设计和明确责任分配机制等方面来加以完善。     

网络社区对网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网络社区是目前网民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网络对个体形成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一个广义的社区概念的前提下,分析了网络社区对网民影响的若干层面,包括:个体的特定功能性诉求层面;个体的心理调节层面;个体的环境认知层面;个体的社会关系层面;个体的个别意见与态度层面;个体的长期价值观层面;个体的社会归属感与文化归属感层面.同时分析了网络社区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机制,包括社区结构、信息环境、需求关系、权力关系、群体心理等对个体的影响机制.借鉴社会网络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网络社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医学融合的实现——一个土族村落的个案研究

位于西北民族走廊的土族与汉族、藏族等通过族际通婚、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互动,形成多民族交融的局面。基于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某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的医疗实践融合了西医、中医、藏医、仪式治疗等多种医疗体系,进一步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个体层面、大众层面、专业领域上推动了该村落医疗体系的融合。具体体现为：治疗者与病人在多民族互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接触并认同多种疾病解释模式和治疗手段,最终沉淀为一种多元的生命经验,使个体在认识层面上认可医学融合;基于多民族交融的多种社会关系与医疗关系的叠加,促成了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合作、模仿、顺应等行为,在大众层面推广医学融合;国家的各类政策推动民族医学的制度化,将民族团结和医学融合紧密结合,在专业领域实现医学融合。     

医患关系、健康水平与医疗经济负担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三期数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省级宏观层面数据和互联网搜索指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医患关系对患者个体层面的健康与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的影响，分析医患关系对患者健康和医疗经济负担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1)医患关系的恶化会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加个体的医疗经济负担并显著提升总体的医疗费用支出，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医患关系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收入水平层面和医疗机构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3)医患关系对居民健康与医疗经济负担的影响机制能从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医生)和需求侧(患者)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从长期来看，医患关系对于居民健康与医疗经济负担也会呈现显著的影响。据此从厘清医患关系中的供需主体、厘清医患主体中的本位诉求、进一步协同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试论医患纠纷中的医疗信息公开问题

为实现医患纠纷中医疗信息的合理公开,文章阐述了我国医疗活动中信息公开的现状,分析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专业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通过医疗信息公开为维护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的权益公平提供构想。     

我国社区居民医疗健康保障体系的多元委托代理关系探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增强和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加快了社区居民医疗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在该体系中,居民作为最终需求者与政府和社区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多元委托代理关系。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首先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讨社区居民医疗健康保障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分析多元委托代理关系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再次揭示社区居民健康保障体系建设中由于参与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最后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两个角度提出降低我国社区健康保障体系中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     

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论析

分权制衡机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事实层面,一是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研究是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依据展开分析,对分权制衡机制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刑事诉讼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其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自由保障机制的价值;二是其作为诉讼公正实现机制的价值;三是其作为诉讼效益促生机制的价值;四是其作为对立关系缓释机制的价值。由此,我们不应当仅把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视为权力制约的方式,而要全面认识其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构建中充分贯彻和体现分权制衡原则,使该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功用。     

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学分析——以广州市恩宁路旧城改造为例

以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运动频频上演,背后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分析其原因发现,在微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设计中的激励机制如晋升机制、考核机制、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诱发了政府官员有着追求政绩工程的强烈动机;在宏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制度对城市基层政府的旧城改造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来自社会的力量未对基层政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影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双重原因,致使城市政府热衷于旧城改造,并且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反复出现。     

基于ArcGIS的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资源配置现状与优化研究

紧密型城市医联体依托各级医疗资源实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缓解就医压力,对于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合肥市四城区内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现状和资源分布,利用ArcGIS工具研究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单位分布不均衡,同时内部存在医联体体制不健全、基层医疗机构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双向转诊实施困难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基层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疗资源可及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一体化管理;推动医联体制度发展,优化双向转诊机制;促进信息互通共享,转变患者就诊意愿等措施,以期为合肥市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做出边际贡献。     

我国诚信政府建设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医疗风险防控研究——从医务人员的角度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医疗行为不规范是医疗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医务人员主动先行告知患者相关的医学知识和权利,缩短与患者的信息差距,同时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医疗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使其医疗行为规范化,是实现医疗风险防控的重要途径。     

大数据在医疗服务与医保治理中的应用——基于数据技术、网络形态和政策支持的向度

大数据在医疗服务与医保治理中的应用,既是信息化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医疗服务革命和医保治理创新的应然要求。大数据在医疗服务与医保治理中的应用,发端于以数据技术媒介为基础、网络联结为形态、政策支持为本质的应用逻辑,构建医疗健康数据采集、分析、整合、利用的完整链条;通过从信息整合到数据集成、数据互联到资源互通、数据共享到健康共享的应用路径,实现对医疗健康数据的结构化、动态化和智能化应用,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医疗服务与医保治理,助力"健康中国"的可行路径;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医疗服务与医保治理的全过程,凭借以信息安全化维护为前提、数据标准化管理为保障、数字化创新为动力的应用支撑机制,最终靶向于通过医疗资源配置的能力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增进和医保治理的功能优化,构建从应用大数据到共享大健康的医疗、医保大数据应用网络。     

基于ROCCIPI技术的我国移动医疗发展问题识别与分析

推动移动医疗发展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举措。当前移动医疗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政策法规、利益机制、人财物与信息资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发展瓶颈问题。文章借助ROCCIPI技术,从规则、机会、能力、交流、利益、过程和意识等七个维度,挖掘我国移动医疗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持续优化移动医疗服务政策与制度环境、加快补齐移动医疗人才和软硬件设备短板、完善移动医疗服务参与主体的利益机制和提升社会群体对移动医疗的认知评价水平等发展策略,以期为我国移动医疗发展和改革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