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村民自治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是保证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公共利益轨道的基本途径。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较为模糊,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与文本设计有所偏离。应当以村民自治内涵为基础,以权力划分与制衡为思路,构建"村权三分、支部监督、村财共审、规范公开"的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及控制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是指村民自治运行产生的对国家基层权力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伤害,溢出负效应不是村民自治制度这一本质规定的产物,而是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及村民自身素质不成熟造成的,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规范村民自治的合理运行.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中的组织构成和权力分割--以江西刘下村为个案

分析中国村庄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刘下村的个案分析,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转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现阶段村庄权力如何在乡政--村两委会--自然村委--村民四级利益主体间,以及民间组织间进行分割,并提出了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即在"乡政村治"中把"村治"权下沉到自然村,现有行政村则变为"乡政"的代理人的改革思路.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完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乌坎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失衡造成的。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因而完善村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探讨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乡(镇)村关系不协调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达到理想状态的措施。     

村民自治异化探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实行二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制约、经济因素的困扰。使目前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出现了乡镇政府越权行为、两委关系失调、宗族势力渗入、贿选、村务公开“虚化”等异化现象。为使村民自治走出异化怪圈。应透视步云、雅安现象，两面看贿选，加强制度供给，促使村民自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进步。     

村民多数决的滥用及制衡——村规民约的启示之二

村民多数决的滥用违背了保证村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念 ,有害于村民自治的贯彻落实。要提高村民的素质 ,使其从社区长远、整体利益出发行使自治权 ;要运用基层党的领导权、乡镇政府的指导权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等权力对村民多数决滥用进行制衡。     

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

邓小平不是村民自治的旁观者 ,而是推动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有力支持者。邓小平不仅为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而且提供了道义支持、制度保障和宏观的大智慧。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导     

村民自治中的村级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

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后村级工作职责明显加重,但是,当前村级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与履行职责要求相适应的村级计划生育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建议在稳定村级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加强培训和作风建设,并切实解决其待遇工资问题。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

“富人治村”的样态具有区域差异性,但皆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能带来当下治理的“低度均衡”,却又对乡村治理的长久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隐忧。为实现“富人治村”的良性建设和发展,必须讲求辩证法,在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再塑造、发展多样化社区民间组织及县乡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