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论之一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1990年5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曹氏宗谱时,冯其庸先生还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俗称《曹雪芹家谱》)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正式抄本,列举了中国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始祖、祖辈和父辈的世系,是一部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历史文献。”并说:“此谱的历史真实性与曹雪芹的血统关系不容否认,它对于研究曹雪芹家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王畅在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     

《叶氏宗谱序》与《像赞》非苏轼、苏洵作辨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载叶瑞汶《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以下简称《考证》），作者称他于1992年春在浙江义乌农村看到《义乌南阳叶氏宗谱》，中有苏轼撰《叶氏宗谱序》与苏洵为翰林学士叶道卿遗像所作的《像赞》并附有原文影印件。《考证》经过考证断《序》与《赞》为苏轼、苏洵作，实际上却并未作认真的、扎实的考证，甚至连最基本的人事关系都弄错了，故作此文以辨之并就正于叶氏及方家。《考证》谓：“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将苏轼父子的佚文公布如下，其中的分段、标点符号和括号，系作者所加”，然其断句、标点均有错…     

关于《黟县赤岭陶氏宗谱》的几个问题

《黟县赤岭陶氏宗谱》是古黟一些名村望族的宗谱中的一种。该宗谱系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修，为手抄本，计有48页，保存于赤岭陶族后裔处。此宗谱内容主要有《黟县陶氏源流序》、《列位再序》、陶氏世家、阖族班辈及陶氏宗祠联文等，对研究陶氏家世及其中一支迁黟情况，对研究陶渊明及其《桃花源记》对古黟的影响，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

“综合创新”实已内涵有“辩证发展”的精神方克立《文史哲》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蔡尚思先生的《今后新文化应当是“辩证发展”》（又载《新华文摘》１９９６年第４期）一文，其中对拙文《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又载《新华文摘》１９...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完)

5《吴趋汪氏支谱》《颍川汪氏大宗历朝续承》《汪氏文献考》《环山汪氏宗谱》《绩东汪氏重修宗谱》《山阴汪氏谱》前述《汪氏通宗世谱》已提及吴趋的汪氏家族，属汪华长子汪建支系的唐模第61代仁高一支脉。其后裔于宋绍兴三年（1133）中进士的第67代汪勃移居铜山，第71代的汪缙入赘于浙江环山的方姓，缙之子成道又迁回歙县坦川。明末第82代的尚禄年轻时游学吴地（苏州），因喜好当地的人文风土，清初时便留居在苏州城内阊门附近的吴趋。此后形成（“仕宦昌炽，工贾辐辏”的吴趋汪姓家族据支谱记载，与尚禄联姻的潘氏家族也是清初由徽州移居…     

说“互足”──训诂学中一个被忽略的释义方法

我们所见训诂典籍和训治学专著，大都不涉猎“互足”这一术语和释义方法。我第一次接触“互足”这一概念，初步领会它的含义，是59年秋在大学里听黄体先生《诗经研究》的讲义。别年秋，我又读到黄老的专著《诗说》，从其“总论（下）”之“诗义重章互足说”这篇短论里进一步领会了”互足”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明确地理解了这一训释《诗》之章句意义的方法。由周大噗先生主编的《训治学初稿》，87年7月问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才在第四章《训信条例·释义的方法、观境为训——据沈家义的方法》的一段文字里。从修辞的角度正式肯定了“互…     

婺源济阳江氏大修统宗谱文书

在徽州文化博物馆,有两份婺源济阳江氏修谱文书,分别是清咸丰二年《济阳江氏大修统宗谱启》和清同治六年《修谱启示》,这两份文书想必是在婺源济阳江氏后代家中一起收购征集来的。从两份文书的内容来看,婺源济阳江氏大修统宗谱是从咸丰二年开始谋划筹备的,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战争的影响,修谱的事情就一直搁下来了,到了同治六年丁卯春正月,婺源济阳江氏晓川、谢坑、花园三支再议修谱之事,后来修没修成,我“百度”了一下,倒是没有发现有同治年间婺源济阳江氏宗谱的条文。     

通俗的形式 独到的见解──读刘济昆

1993年5月，我和刘济昆先生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上相识。从此，鱼雁往来，友情不断加深，对他也逐渐有所了解。1993年9月，我俩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小说国际研讨会”上聚会，畅谈良久。至今我阅读过他寄给我的书籍已有十几种，可以就刘济昆的作品作篇文章了。刘济昆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最现代的诗》一文，被香港老作家刘以先生收入由他主编的《港岛明珠》一书。他的《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中国文坛游记》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炙人口，享誉海内外。《文革大笑话》、《牛鬼回乡记》可说是当…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邓演达《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写作时间订正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是邓演达有关平民政权理论的代表作。该文最先发表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机关刊物《革命行动》第4期，该期出版日期是1931年1月10日。但不知为何文未署写稿日期却为“十九年一月五日”。邓演达逝世后，1931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编《行动之声》沿袭该写作日期。又30年代初《邓演达先生遗稿》编者仍旧不改。周天度先生编辑的《邓演达文集》和曾宪林、万云两先生所编《邓演达历史资料》亦都持同一观点。但《邓演达历史资料》所附江峡、曾成贵两先生所撰《邓演达年谱简编》“1930…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徐霞客籍贯考

关于徐霞客的籍贯问题,所有介绍徐霞客生平的书籍和文章,均称其为江苏江阴人,或江阴“梧塍里”人,江阴马镇“南旸岐”人,这样,徐霞客的籍贯为江阴这是没有异议的。可是在具体的地点上却出现了“梧塍里”和“南旸岐”的区别,这两个地点到底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另外,丁文江先生所著《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还提到徐霞客先世的远籍出自“河南新郑人”。这样,对于徐霞客籍贯就有弄清的必要了。本文据《梧塍徐氏宗谱》,并参考其它资料,对其籍贯进行考证。     

关于谢月兆生平的两个问题

关于谢月兆生平的两个问题奚彤云谢月兆是南齐“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作家，对后世颇具影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近人伍叔谠先生《谢月兆年谱》①及郝立权先生《谢宣城诗注》②已有初步考证。当代学者在伍谱、郝注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研究，如陈庆元先生《谢月兆诗歌系年》③，...     

刘铭传身世及家世诸问题考辨

本文拟根据新发现的《刘氏宗谱》,对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身世和家世上几个问题进行考辨。一、刘铭传的生卒时间。关于刘铭传的生年,国内外各种有关专著和专论均说是一八三六年,这是正确的。《刘氏宗谱》也明确记载:“讳铭传,字省三,生于道光丙申年七月二     

赵嘏登第年代考辩

关于晚唐诗人赵嘏的登第年代,众说不一。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会昌三年癸亥八四三”下云:“赵嘏登进士。诗集八有和赵嘏题岳寺一首,无甲子。”缪钺先生《杜牧年谱》,“大和六年壬子(公元八三二年)”云:“赵嘏亦晚唐诗人,于会昌四年举进士及第。”其后“会昌二年壬戌(公元八四二年)”又云:“赵嘏举进士及云(《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前后自相矛盾。文学研究所新编《唐诗选》下册断言赵嘏为“会昌二年(八四二)进士”,显然是沿袭《唐才子传》。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则据     

读《定宗征拔都》

《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刊载了杨志玖先生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篇旧作《定宗征拔都》。该文对岑仲勉先生一九三五年写的《蒙古史札记》“(五)定宗征把秃”。一节的论点提出异议。岑文将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之“把秃”一词释为阿巴斯朝哈里发所居之“报达”城。杨先生认为,“把秃”应该是术赤之子拔,都。杨先生的文章写出后,岑先生提出几点反驳。为此,杨先生一九四三年又写了《与岑先生之商榷》一文,对岑先生的论点逐点辩驳,分析得十分透切。我很赞成杨先生的意见。此外,我注意到岑仲勉先生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定宗征拔都”一事。在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荀子简释》原名《荀子柬释》,为梁启雄先生旧时所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3年曾重印过)。1955年,梁先生作了修正,改名《荀子简释》(以下简称《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1957年印了两次,共11000册;中华书局1983年又印了19000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亦印过此书。所以,该书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梁先生乃梁启超之介弟,而此书又经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高亨两先生审校,故此书问世五十多年来,无一非辞。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①实为溢美之辞。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据该书《述例》言:“本书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而“据群书所引《荀子》,宋明日《荀子》善本”,“各详校一过”。一、所谓据“群书所引《荀子》”以订正《荀子》     

杨之炯作《蓝桥玉杵记》辨

杨之炯作《蓝桥玉杵记》辨赵俊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出版）卷九“下编传奇一”杨之炯名下，著录《玉杵记》一本。并云：“明万历间浣月轩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据浣月轩刊本影印。”又云：“共二卷三十六出。标曰《蓝桥玉杵记...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