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律解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了良法之美,而且蕴含了国际法原则.全面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大力弘扬这条优良传统,对于构建和谐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论儒家恕道精神的当代价值

恕道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 ,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恕”进行语义学上的解释 ,阐述“恕”与“忠”、“仁”、“礼”的关系 ,通过对恕道内涵的分析和把握 ,从中引申出修身求仁、和谐社会与致达中和等方面的现代诠释 ,为建设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尼采与儒家哲学生命超越论之比较

生命自我超越是中西哲学的一大主题。西方近代哲学对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建构使人类自我超越的归宿漂离宗教,尼采超人哲学力图使人类价值理想从天国的彼岸回到人间,克服了近代哲学生命终极关怀的超绝性和神秘性,从而与中国儒家哲学通过伦理方式沟通人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层面来实现道德的真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尼采和儒家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立场和专制等级主义情结,使其生命超越论陷入空洞并不失反动之嫌。马克思所阐明的在“自由联合体”中的“自由而全面的人”真正地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达到了真正的善、生命的终极价值,从而形成了对“超人”价值论和“圣人”境界论的批判。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意涵、伦理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于一定条件下人类共同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价值表达,其伦理意涵主要表现为：儒家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佛家舍己为人的慈悲之心与西方文明语境下的“理性”模式。然而,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张力与交往压力,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认识遭遇发展困境,规范性与解释力日渐式微。结合话语情境与时代特征,将其置于现代人的生存语境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导,有助于重新焕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力量。     

宽之为德——儒家恕道工夫之一种

宽德是儒家爱人、行恕的必然要求。君子为人处事,应当宽以待人,容得下异端,并还能够正视异端的意见。中道精神也为宽德的形成保留了空间。态度宽容,则会赢得别人的爱戴和拥护。居处尊位应当爱人如己,始终把宽厚作为行事的根本原则。但对待横逆之徒,也不能放纵,而远离儒家之恕的原则性。天道博大、宽广,值得人类取法。地德深厚广大,承载万物,无选择性、无差异性地供养土力。人道之中,原谅别人、理解别人、同情别人则构成宽德。宽的工夫在内,而不在外。人要善于忽略不计,必须"大其心"、积气、养气。但儒家行宽,有根有据,绝不姑息不仁不义、乱仁乱义的人与事。     

法学视角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已被世界公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金律.从法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在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国际格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渊源.     

儒家哲学智慧与寻找人生快乐

针对当代社会物质生活大幅度提高而人的快乐指数却在大幅度下落这一现实问题,从哲学价值观高度看,快乐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选择。只有选择儒家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即人的一生所追求的主要是构建精神生活家园而不是贪恋物欲和感官刺激的物质生活家园,才能获得真正的人间快乐。在构建物质生活家园上,儒家的减担法,实际上是一种减私欲的减法哲学。在构建精神生活家园上,不论是人乐还是天乐,都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加法哲学。人的精神生活越丰富,心灵越虚静冷淡,快乐指数也就越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律解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了良法之美,而且蕴含了国际法原则。全面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大力弘扬这条优良传统．对于构建和谐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 ,一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 ,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 ,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 ;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 ,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 ;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 ,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其现代意义体现为 :第一 ,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 ,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 ,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 ,提高国民道德素质 ,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第三 ,对于端正学风教风 ,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     

儒学:一种让人和谐向善的思想文化

本文认为,儒学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性善论;二是天人合一论;三是“为己”论。这三个方面分别阐释了人类和谐向善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提出,儒学是一种让人和谐向善的思想文化,能够为今天“和谐文化”的建设提供丰富养分。     

先后天学说与儒道思想

本文以中国易学史上颇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先后天学说"为例,从儒道互动的角度,揭示这一学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全文先论"先后天学说"源于儒家经典<周易>的<文言传>,以及与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密切契合;次述"先后天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学术义蕴的衍扩,尤其注意揭示宋代"先后天方位"说所体现的儒道思想融通互动的学术特色;最后阐明"先后天学说"之"体"盖源于<文言传>,其"用"着重展露于宋人的"先后天方位"之说,并指出"先后天学说"的本质,是以超越时空的博大思维理念,考察宇宙、大自然、人类社会的化生之道,此间穿插着儒家以有为本而有无相生的互补精神,与道家以无为本而无所不为的超脱宗旨.综此三端,得出本文的结论:中国易学史上出现的"先后天学说",是儒道思想互动的至为典型之例.文中评述"道法自然"的哲理取向,揭明宋代学术界潜藏着"儒道互动"的人文精神,比照"先后天方位"互转禅代的哲学内涵等,皆属作者较为精到的学术创获.     

《中庸》对于儒学阐释的意义——由《中庸》地位问题的争论看当代新儒家的儒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围绕着《中庸》的成书年代以及《中庸》在儒家经典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对于《中庸》地位的不同看法,在根本上决定了对于儒家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在这种争论背后,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理论立场以及阐释方向。当代新儒家以徐复观、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以"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义理架构来阐释儒家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中庸》中出现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是这一阐释的历史的、文本的根据。所以,他们在这一争论中,坚持《中庸》一书为早出。并且,这一思想结构为他们建构儒家思想的发展谱系提供了"判教"的标准,进而为当代新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孔子仁学中的“他人”

由于孔子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来展开自己的仁学理论,仁学就必然会直接讨论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仁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人己之间的学问。孔子对于自我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了给他人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我能更好地接纳他人,保证他人在被接纳的过程中不被自我所裁剪。而孔子对于自我的强调,是要敦促人们勇敢地承担起对于他人的责任,因为为他人承担责任既是不可推卸的天命,也是我们无法偿清的债务。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汉初儒者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下 ,儒者及其所任之道与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结合更为艰难。儒者叔孙通在与政治权势的结合中 ,表现出道与势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是以枉道从势为基础的 ,这部分地消解了专制政治权势给予他的压力感。贾谊沉溺于政治权势太深 ,他与政治权势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因此 ,贾谊的痛苦和悲愤非常深重 ,他所感受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更为强烈。武帝实行的政治是内法外儒 ,公孙弘所行之道亦是内法外儒 ,道与势的结合表现为整合、统一 ;他的从谀人君、曲学阿世的人格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势的压制和打击     

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孟子较少求助于传统,但其王霸之辨开启了寻求思想统一的途径.荀子以其人性恶的理论将王霸论导向对礼义传统的依赖.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的传统观成为一种权威主义传统观.     

论爱默生和马克斯·韦伯的儒学研究

19世纪爱默生对儒学进行的初步碎片式的研讨是美国儒学研究的肇始。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学研究建立在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使得西方的儒学研究真正具有了学术上的现代性,这对美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对20世纪后半期美国整体性儒学研究的开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儒家的宽容思想

宽容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应有之义。儒家“尚仁”、“贵和”,特别推重宽容的实践价值意义;但又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异端的思想,坚持宽不容恶的道德原则。儒家的宽容思想与排斥异端思想具有统一性。“排异”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学派的共有思想特征;儒家的宽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儒家追求的是适中、适度,反对“过”与“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