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基于旅游者感知的扬州双东历史街区的发展对策刍议

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是古城扬州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体现城市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印证.了解游客对古街区开发成效的评价,建立扬州“双东历史街区”旅游开发效果评价体系,分析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为扬州“双东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对策建议.     

诗性：人与地的精神契合——兼释“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最初由欧阳修提出，但它后来不是只指一个人，而是一个复数概念，是具有诗性精神的扬州地方官的统称。古时候科举取士，文人当官，其中多有文采风流之士。但是他们在别处没有“文章太守”这个称号，到扬州却能荣膺此名。无他，盖缘于扬州地方诗性人文的精神特质，人与地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从心理学视角看欧阳修散文中独特的心理体验

针对目前欧阳修散文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历史、政治和考据等方面的不足,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对欧阳修的童年、丰富性和归依体验等方面介入分析欧阳修的散文,得出其独特的心理体验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孤独”的情绪和对“自然”强烈的渴望。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邦国     

有力之强:论欧阳修集古的物质基础

以集古为代表的收藏活动是北宋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欧阳修开一代收藏风气之先,其物质生活是其收藏活动的坚实基础。欧阳修少孤家境贫寒,收集碑碣源于幼年纸笔匮乏的心理缺失,而他庆历五年开始大规模集古则直接源于他此年俸禄收入的首次倍增,且长期执政的丰厚收入支撑了漫长的集古活动;同时,宦游各地的经历和文坛宗主的影响力也是集古的重要人力基础;此外,欧阳修讳言“有力”的行为呈现出他集古背后的焦虑感。     

欧阳修知亳期间的思行矛盾

苏轼在评价欧阳修为“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时,又提到“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这个“未及之年”“不能而止”正是学术史上一直被关注但始终难有确论的欧阳修晚年思想转型问题：从“醉翁”到“六一居士”,从诋毁道教到亲近道教,从致君尧舜、致力太平到买田清颍、数请归田的转换时间、地点和过程的问题。通过梳理发现,正是欧阳修出知亳州期间的思行矛盾,促成并见证了欧阳公从儒家外王的炽热向退守个体生命、追求林泉逍遥的转型。欧阳修从“醉翁”到“六一居士”而后再到“仙翁”自许的变化,是其晚年转型与自新的重要表现,又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充满了进退与犹豫。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之比较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不同之处主要是 :薛热衷于论说君臣之道 ,强调臣下不侵君权、功高而能自抑 ,君主知人善任而又驾驭有方 ;欧则对朋党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评说充分、深刻。除此之外 ,薛解释历史发展强调“天命” ,而欧强调“人事” ;欧评说历史引经据典只以儒家学说为根据 ,而薛要宽泛得多。     

扬州沿江人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的抗英斗争

扬州沿江人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英国侵略军发动的“扬子江战役”中,不甘外侮,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抗御斗争,为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历史增添了光辉。值此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搜寻有关文献资料而成此文,以彰扬州人民光荣的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