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村的无产税户

<正> 宋代乡村主户中的特殊阶层——无产税户,作为宋代社会生产的基本阶层,目前,史学界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试图对无产税户做全面论述,以助于对宋代生产阶级和乡村主户的进一步认识。     

略述宋代乡村的第五等户

<正> 宋代乡村的第五等户是宋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创造宋代社会财富的基本阶层,因此,讨论第五等户农民状况,对于进一步认识宋代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史学界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宋代乡村精英中的富民热衷兴办义学、义塾、书院等教育设施,并采取各种方式资助、参与兴学活动。富民通过兴办教育设施,来教化民众,对于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控制作用。     

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正>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宋代乡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这虽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增加了开拓新议题的难度。谭景玉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深入把握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准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最     

论宋代“田宅牙人”之弊及其法律控制

两宋时期,封建商品土地流转加快,围绕田宅买卖的诉讼纠纷愈演愈烈,牙人在交易中的欺诈不诚行为是导致纠纷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宋代政府从田宅交易前的产权合法性调查;交易中的告知亲邻、公正评议价格以及严格遵循官版契纸;交易后监督交易双方过割赋税等方面规定了牙人必须遵循的法定义务,并同时规定了牙人享有收取佣金的权利。宋代政府对牙人中介行为的法律控制,对于控制牙人弊端,保证国家赋税收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田宅诉讼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与此同时,牙人的田宅居间经纪行为,加速了宋代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佃农化。宋代对田宅交易牙人的法律控制,足以引起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中国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三层结构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中国宋代对城市的重视程度远甚于乡村,由此造成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无论是用于备荒的仓储,还是济贫的机构,大多位于城市,进而造成宋代救济资源的分布重城市而轻乡村的倾向。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宋代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思路也以救济重度饥荒为主,贫困问题以民间自我保障为主。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宋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呈现出一个三层结构的同心圆:第一层是亲属保障圈,即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民间自我保障系统;第二层是邻里保障圈,即建立在地缘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三层是政府保障圈,即建立在政府职责基础上的政府保障系统。面对乡村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亲属保障圈首先发挥作用;当这一保障圈保障能力不足或失效时,则邻里保障圈开始发挥作用;当上述两层保障圈都失效时,则政府保障圈开始介入,对乡村贫困问题尤其是饥荒问题进行干预。宋代所创设的这一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影响深远,此后的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宋代是民间借贷发展较快的时期,其特点表现为借贷类型多、经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高利贷的干预程度较强。宋代民间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及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维持了乡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宋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供给与需求:关于乡镇政府未来去向的分析

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由于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因此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乡镇治理要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将国家承担的部分职能转让给社会,让社会自主治理,逐步取消乡镇政府,并通过制度供给控制乡村社会,实现乡镇的有限自治,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来说都能化解乡镇治理危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路径选择.     

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

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经济走向市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广大农民从国家束缚下解脱出来,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出于逐利的目的,纷纷走向市场。而适应小农进入市场的需要,牙人这一职业群体在宋代迅速崛起,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

宋代田园诗描写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尤其重点表现了宋代农村种种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看,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不仅是文学与民俗这两种文化形态交叉互动的结果,更蕴涵着诗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宋代诗人流露出自觉的对民间文化的志录意识,隐含着对村野文化的肯定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