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宋儒误读佛教的情形及其原因

宋儒对佛教存在误读现象,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等几个方面。宋儒之所以误读佛教的原因主要有：认知与判断佛教坐标的儒学化、认知与判断佛教价值的功用化、认知与判断佛教取向的常识化、认知与判断佛教方式的片面化。探讨并把握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情形及其原因,对于全面认识宋代新儒学中的儒佛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正确处理不同思想或学说间的关系则是一份难得的经验。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禅林宝训》禅修思想述评

编纂于南宋的丛林宝典《禅林宝训》,在禅修之道方面 ,不仅继承了传统佛教止观定慧及惠能禅宗无心、无念的禅修方法 ,而且依据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挑战 ,提出了“以道德正心”的修心法门 ,突出了道德伦理在禅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禅林宝训》这种儒学化、伦理化的禅修思想 ,不仅适应了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 ,也是中国禅宗心性化之后的理论必然趋势 ,更是为了扶救宋代丛林戒律不持、道德不修之末法禅弊。     

佛教发展道路的自我调适——宋代儒士佛教观于佛教之积极效应

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在佛教内部发生着一种积极的效应,这种积极的效应表现为:佛教界对自身性能独特性的论证、对自身教义与儒学义理相似性的寻找、对自身辅助地位的确论,从而实现着自我调适;对佛教空幻三界、出家离世、摒弃伦理、禁欲戒律等的辩护性而又迁就儒学的诠释,从而转换着自身特质;对无序发展状况、鄙视佛经文字、讲道诡异怪诞、离物求道方式等进行检讨,从而建立起自我规范.如是,宋代儒士佛教观对佛教发生了一种值得学界关注的、持续的、积极的效应.     

闽塔审美

塔是佛教崇拜的象征,是古老的中国佛教建筑,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艺术形象。一方面,它浸透佛性意味的宗教崇拜,另一方面却又洋溢着世俗人情的诗意光辉。这一点,在闽塔中以宋代仿木构石塔表现最为突出。本文从闽塔的建筑艺术和构造特征分析入手,探讨了佛教儒学化和佛塔世俗化的过程,说明了我国民族建筑思想和审美观念对闽塔的影响     

开掘儒佛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评李承贵教授新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2007年10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承贵教授的50万字巨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它是一部开掘儒佛关系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力作,也是一部填补宋代儒学研究空白的学术新成果。该著作不仅以广阔、精深和独到的学术视域考察和勾勒了整个宋代的儒佛关系和儒士思想面相,而且还以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运用文献事实说话的方法,从点与面、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不同层面,周延、邃密地论述了“宋代儒士佛教观”的主要内容、基本内蕴和思想特质,呈现了两宋儒学与佛学相互交涉、互动的千姿百态、奇峰跌起的思想画面,尤其是对宋代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佛教观点进行个案性分析及其富有创建性评述,更使该书具有义理诠释特点和思想史特色。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胡寅的佛学批判与宋代儒学的自我认同

在宋代儒释文化会通、儒学遭遇身份危机的背景下,胡寅以灵魂不灭、佛性慈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学、佛教基本理论为对象,从学理和经验两个方面展开了严正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儒学和佛学宇宙论、形神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论的根本差异。他的批判上承二程、张载,下启朱熹,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点,代表了儒释之间的文化冲突面相,对宋代儒学自我认同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

唐代儒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唐以后,唐代儒学在春秋学派经学观念以及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为宋代儒家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