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概观

出于拯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吸纳西方近代先进思想,对中国传统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形成了近代具有中西合璧理论色彩的自然人性论。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主义思潮初论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近代思想家最初用功利的态度理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但却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精髓是思想家对于平等、民权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为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近代民主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受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近代思想家对于民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识。     

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

本文认为,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进步思想,属于"新民本"思想,将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尊君"模式发展为"重民-限君"的政治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来源于传统,趋向于近代,与西方民主思想同"科"不同"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迎进西方民主时,成为天然的嫁接砧木.     

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

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李永芳人口过剩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加剧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近代思想家们提出了种种颇有见地的过剩人口管理思想，这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对当今社会的启迪也是富有意义的。一、中国近代过剩人口形成...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传统倾向及其批评

随着近代中国王朝体制的瓦解,制度危机与信仰危机成为思想家们迫切解决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主张否定传统,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反传统主义倾向,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们则对此提出审慎的批评。这两种启蒙逻辑为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思想范式。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社会进步与文化传统──关于卡尔·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

卡尔·波普尔作为一个时代的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远不能与其哲学思想相媲美，但他却以思想家的深沉，积极而又严肃地继承了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提出社会的进步是以其文化传统为基础、为依据的，这种进步实质上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的一种继续；“在制度和个人的意愿与价值观念之间，需要由传统来形成一种联系”①；较为具体地阐明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理论主张，并在方法论上予以崭新的解释。在他看来，社会的真正进步，既不可能以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为动力，也不可能从历史的规律中寻找出现实的整体进步的力量。社…     

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奴役中国人民两千余年的“政权神授”理论。传统民本思想的“民”，是一个仅包括农业生产者的整体概念，古代思想家们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时，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本思想由于种种局限，非但未能转变为近代民主思想，还阻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到来。     

严复政治思想的两个世界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时代，如何实现由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政治向近代西方式的宪政政治转换，是当时进步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严复曾长期留学英国，留英期间他对西方式的宪政政治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牢固的近代宪政政治的理念。由于当时中国缺少一个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不能够为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宪政政治提供坚实基础，这便导致了严复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在理念世界严氏追求宪政，在现实世界则将宪政悬置了。理念与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常常使严氏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两个世界…     

从“仁政”到“人权”——中国近代“仁政”思想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仁政"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近代"仁政"思想的内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仁政"思想中符合近代中国发展需要的一些思想主张,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进步思想主张。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努力下,近代"仁政"思想在修律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法理派修订或制定的一些具体法律条文体现出了近代"仁政"思想的进步内涵,从法律制度上实现了对一些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基本实现了从追求近代"仁政"到追求近代"人权"的过渡和转化过程。     

伦理思想的近代传统及其批判继承方法的运用

一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代价值观的确立是伦理思想的近代起点。这一价值观是由改良派最初确立的,因此,我们把改良派的伦理思想视为近代伦理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从改良运动时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理解表现为不断深化的过程。自由与平等是近代所确立的伦理原则。近代思想家们以此来批判传统的伦理专制主义。在其批判传统与理想创设结合的二重性的思想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性格。中国近     

魏源研究的新材举——道光甲辰科会试硃卷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湖南邵阳隆回人。近代进步思想家、改革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中国“静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是近代早期湖湘文化的主要代表。魏源前承民族优秀文化，后启近代革新运动，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改革社会、革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之远，流于百年。他提出了     

论严复思想之现代性

在众多关于严复思想的研究中,把严复看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已成为众人的共识。有些研究者认为,既然严复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那么其思想就必然是近代的而非现代的,更有甚者认为严复的思想对今天来说已经过时。本文认为严复思想不仅是近代的,更具有现代性,简单地根据史学模式评判分析严复思想,而忽略其实质内容为其定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浅析古代中国利欲观的特点

利欲观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普遍肯定好利是人的本性,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具有的经验务实精神;二是对人之好利本性的态度从历史早期的多元共存演变为中后期的一元独尊,封建专制在这种转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言利与言义常密切结合,不乏先利后义论,但先义后利论恒居主流。中国传统思想家普遍惧怕公开言利,从根本上讲是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生产力的狭隘性与脆弱性的反映。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

工业化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内涵的经济进步过程。19世纪中叶以后,工业化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与社会经济的这一变革潮流相适应,工业化思想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中国工业化思想最早发轫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洋务思想。早期洋务思想所提出的变革生产力、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要求是当时中国经济思想中的一种新的因素,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开始由传统农本思想转入近代工业化思想的发展轨道。以后,在19世纪     

儒家民本传统与西方法律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融合

顺乎民心 ,体察民情 ,可使社稷永固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从此着眼的。在中国历史上 ,尽管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疾苦 ,但却并没有体认到民权 ,民本不等于民权。儒家的民本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民权价值有着质的分别。民权与人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 ;两者相比 ,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儒家民本传统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先知先觉者借以体认、接受西方民权概念的文化支点     

试论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想

与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并继承、改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孔子的人道原则。本文以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为例,试就这一思潮作出初步的勾勒与评析。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与中国近代的民主进程

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流行的民权观念,主要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影响的结果.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影响下,平等以及使民众成为国家主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所能理解到的人民主权的全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以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梭的思想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方式之间的契合.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靠的思想武器,同时,其理论局限性对于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过程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寂寞的先声:开端与回响--论严复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背景下,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特色和意义.本文认为,严复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点燃自由圣火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他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与论述,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思想构架.这一思想遗产在当代文化思想语境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