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赋》"仓庚哀鸣"解

东汉张衡《归田赋》云 :……於是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王雎鼓翼 ,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於焉逍遥 ,聊以娱情。……张震泽先生说 :“此赋是短小明畅的小赋 ,一洗过去繁重凝滞的大赋旧规 ,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境界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为此各古代文学史专著、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也大都引用。关于此赋的主旨 ,《文选》李善注云 :“《归田赋》者 ,张衡仕不得志 ,欲归於田 ,因作此赋。”上引一段 ,作者用清新的语言 ,描写了春日的自然美景 ,抒发出自己归田后恬…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二张《归田赋》比较论

本文从创作背景的考察、思想内涵的考察、美学内涵之探析和二赋优劣论四个方面详细比较了张衡与张华的同题之作《归田赋》。本文主要观点是:思想内涵上,二张在赋中都表现了儒道结合的思想,此其同;张衡赋中表现的主要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思想,没有体现神仙道教思想,而张华赋对神仙道教思想有所体现,此其异。句式变化上,张衡赋做到了俪句与文采、偶意与逸韵的和谐统一,张华赋句式更为齐整,由六字句结构全篇,这是西晋文风注重形式技巧在赋作中的表现。美学内涵上,张衡赋体现的是中和之美以及对屈骚美学传统的继承;张华赋的美学内涵是"以山水体玄"。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玄”与“礼”的交织

张衡是东汉中期的通博之才,其宇宙观、人生观表现出“玄”与“礼”的交织。概括地说,他的玄思落实于天文理论,则表现于宇宙生存的假说、宇宙无限的思想和宇宙结构理论;他的崇礼观又突出表现于反谶纬与反宦政两方面。而缘于儒道双修的人生哲学观,又具体映示出张衡玄儒人生的三重境界,即致用的社会意识与求真的人生品格结合之境界、通博的知识结构与质朴的人文心态结合之境界、朝隐的生存方式与逍遥的精神追求结合之境界。从哲学的发展看张衡思想玄与礼的交织,正显示了对汉代文化“象数”理论的因染与超越,成为汉晋学术潜变的重要征象。     

“玄”与“礼”的交织——论张衡的宇宙人生观

张衡是东汉中期的通博之才 ,其宇宙观、人生观表现出“玄”与“礼”的交织。概括地说 ,他的玄思落实于天文理论 ,则表现于宇宙生存的假说、宇宙无限的思想和宇宙结构理论 ;他的崇礼观又突出表现于反谶纬与反宦政两方面。而缘于儒道双修的人生哲学观 ,又具体映示出张衡玄儒人生的三重境界 ,即致用的社会意识与求真的人生品格结合之境界、通博的知识结构与质朴的人文心态结合之境界、朝隐的生存方式与逍遥的精神追求结合之境界。从哲学的发展看张衡思想玄与礼的交织 ,正显示了对汉代文化“象数”理论的因染与超越 ,成为汉晋学术潜变的重要征象     

芳草意象的忧患意识

在中国文学诸多意象中 ,出现频率之高、构筑形象之美、负载情绪之深的 ,当推芳草。一川烟草 ,从《诗经》、楚辞中走来 ,铺天盖地 ,绵延不绝。草甸上 ,有贻人彤管的静女 ,有佩蕙饰兰的屈原 ,有诚招隐士的淮南小山 ,还有送君南浦的江淹。草色 ,是各种人物活动的背景 ,更是各种情绪表现的载体。“被石兰兮带杜衡 ,折芳馨兮遗所思”(屈原《九歌·山鬼》) ,不仅再现了盛装的山中女神 ,而且显露了高洁纯净的心地 ;“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 ,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张衡《归田赋》) ,通过春日田园情趣展示“安知荣辱之所如”的归隐境界 ;“青青河边草 ,…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东汉论都赋内蕴的演变

东汉的论都赋涉及到对西汉、东汉统治之术的评价和如何看待汉武、光武的功业等诸多问题。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 ,论都赋的内蕴也不断演变。杜笃的《论都赋》以王霸之术游说光武帝 ;班固等人的赋作歌颂东汉王朝以儒术治天下 ;张衡的《二京赋》以古文经学立说 ,杂以道家思想 ,包含着冷静的理性精神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

在《庄子》内七篇中 ,《逍遥游》是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前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 ;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 ;其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 ,认为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些解释表现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的理解以及与庄子本意的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 ,一是由庄子独特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在庄子思想中存在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造成的 ;二是因为解释主体所处时代及主体因素的不同 ,导致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理解的差异。所以 ,比较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理解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及存在的状态     

虽称经典,并非完璧——《归田赋》新论

张衡的《归田赋》向来被视为是两汉辞赋史上的经典,但它的第三段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弋钓活动违背了山水田园文学应有的闲适和乐的情调,二是语意复沓,破坏了全文简洁的风格。弋钓活动的描写是受到畋猎类大赋的文学史惯例影响的结果。直到东晋时期,随着山水田园文学的成熟,这种内容才从同类创作中消除。     

论《逍遥遊》为《庄子·内篇》之总纲

近年来,关于《逍遥遊》的主旨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逍遥遊》是对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道”的体认,“《庄子》一书所要阐明的乃是道家之道,而《逍遥遊》正是《庄子》一书宗旨的集中体现”①;第二,《逍遥遊》描绘的是庄子向往的人生境界,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②,是“至人乘天地、御六气以游无穷”③;第三,《逍遥遊》的主旨不是在讨论精神自由,而是在赞美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是在讲无为以处世”④。我认为,要弄清《逍遥遊…     

“章华台”之沿革

“章华台”是著名的楚国古建筑,每每见于史载及文人之歌咏。新版《辞海》说“章华台”凡有四:一为华容之章华(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古华容县城内);二为城父之章华(在今安徽毫县东南古城父境内);三为汝阳之章华(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南古汝阳城内);四为“豫章台”(在今湖北沙市)。本文着重对一、四两处进行考察。华容之章华“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张衡《东京赋》)。这是“章华台”见于古人文艺     

从《庄子》内篇看庄子的救世思想

《庄子》内七篇是一个思想整体,旨在阐述救世思想。对人世间的灾难,人为物役、心为物役的生存境况,庄子有深切的体悟。他提出了独特的救治之方,即从精神修养入手,培养人的逍遥自适心灵,以此作为一般的生存原则,作为处世最高的道德法则,进而作为帝王治世之方略。庄子救世思想的核心是追求精神的自由,即“逍遥游”,究其本质,是虚假的,但又有它积极的一面。     

《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揭示的赋体骈化轨迹

刘勰《文心雕龙》为赋体所画出的骈化轨迹是:起点自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再由此到达东汉张衡、蔡邕;接下来发展到魏晋赋家。同时,又把骈赋起始阶段和真正形成阶段的不同特点分辨得非常清楚。但它描述的过程和范围还有局限:对赋体骈化的初始阶段和形成过程的阐述比较详尽,但是对骈赋的高潮期———南朝骈赋没有论列,所以不够完整。同时对骈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介绍也有片面性,主要也表现在对南朝的忽视。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萧统的《文选》做了很好的补充,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文选》最突出的特色是因“选”达“旨”,有关赋体的骈化轨迹,也是通过其选文体现出来的。应该说,通过考察《文选》所选之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赋体骈化从初始到高潮的完整过程。     

王夫之“逍遥义”探析

“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t”体成林,机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清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同世并产生影响后，拙作常会出现。青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回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自《二京赋》，西晋王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仁”体之作为最。而没机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国阻著称。西汉一代…     

道家实践形而上学的深化——向秀《庄子注》探微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