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渐江绘画艺术的典型图式研究

明清之际的中国画坛摹古之风盛行,明季遗民渐江自出新意,标立新貌。其绘画艺术的图式特征,因版画的刀刻线描、师法自然、承继先贤之因,呈现出"以线制形"的简淡之美;巨嶂式山水之美;几何化特质的秩序之美。渐江山水的面貌可谓独树一帜,从传统中来,又超脱于传统,从造化中来,又被赋予个人风骨。     

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构境之途:明清文学批评中的奇境理论

"奇境"是明清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范畴。关于文学奇境问题,唐宋诗学虽有所注意,但未直接使用"奇境"一词,对之的理论认识也未成系统。明清以来,文学批评对于诗、文、小说及戏曲的奇境建构,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学构境理论。在构境之途上,明清文学批评主张诗歌以"险"构奇境,文章以"变"构奇境,小说戏曲以"幻"构奇境。这种理论主张,注意到了不同文体在奇境建构上的差异性,兼顾了不同文体的特点,其中又折射出特定的审美意识。明清文学批评主张诗歌之险要不悖于自然,文章之变要合于理法,小说戏曲之幻要不失于艺术真实,这些观点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对于今天的文学构境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清初易堂文人群形成的文化因素考察

明清鼎革之际，先朝之遗民纷纷遁逸山野，更有志同道合者结为社团，易堂文人群即是其中的典范。易堂诸子有明确的结社意识，考其形成原因，既为时局所迫，构屋于地势险要之翠微峰巅，有“结社共保”之意，然诸如明人结社与讲习之风、诗酒风流与精研时艺之风以及前代遗民生活方式之标榜等历史文化因素在易堂文人群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乎此，可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初遗民结社繁复的文化蕴含。     

从《田园杂诗》看钱澄之对陶渊明遗民色彩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形象中的遗民色彩被刻意凸显,无论其归隐、力田,还是其诗文的风格,都成为明遗民效仿的典范,钱澄之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一。通过钱氏的《田园杂诗》可知,在明清易代及遗民心态的影响之下,钱澄之在继承陶诗田园世界与真淳风格的基础上,又更多地彰显出了自我的遗民情感。由于钱澄之与陶渊明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与个性气质,所以钱氏之作颇能袭得陶诗内在之精髓。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清初僧诗的故国情怀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逃禅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大量的诗僧出现。面对现实人生,改朝换代的剧痛,使得虽已毁衣出世的诗僧,在诗歌中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故国情思。本文点面结合,胪举代表,侧重于对诗歌中内蕴的遗民故国情结的论述。     

方文“嵞山体”长诗的叙事艺术

清初遗民诗人方文以历史的框架作为抒发哀乐的依托,把"史思"与"诗思"高度融合,所为诗歌风格独具,称"嵞山体"。其中的叙事长诗以其"以诗存史"的创作意旨、视角周转的叙事艺术、平实简淡的语言特色、朴老真至的抒情风格,契合了世事变幻的特定时代文人写实写心的需要,在清初诗坛赢得了与"梅村体"并举的地位,继起效尤者不乏其人。对"嵞山体"叙事诗展开研究,不唯有助于了解易代之际生民百态,对了解中国叙事诗的演进也深具意义。     

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