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基于法国田野经验的思考

用汉语来书写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与社会,是中国人类学界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参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转换的问题,更是学术主体意识的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定位、如何田野和如何表述的问题.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注重剖析西方既有的复杂的"成品知识"与"成品社会",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展现出其"制造"过程.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应当把握好"宏观的历史结构、微观的社会情境"这样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基点,突出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感.此外,还应当突出中国视野,尝试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以期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转换的重要一步.     

批判与反思:实践民族志建构的必然性探析

哲学特有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于民族志写作始终,使民族志写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将使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下去.应建构实践民族志这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该模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批判与反思是其动力,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交融体现其价值,科学实践是其本质特征.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几经曲折,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社会预期之中。我们认为这种预期有望在两个方向上加以落实：一个方向是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有志于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博士研究生,带着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问题,去国外社区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完成民族志著作,由此累积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日常实践的经验知识。另一个方向是人类学分支学科建设,即人类学与其他基本学科的交叉研究、合作研究。人类学所直面的“社会总体现     

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

如今人类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纠缠于对某些文化或社会本源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了多种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在理论视野上寻求跨学科的尝试,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即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还有对文化体验与情感的阐释;与此对应,作为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变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经验途径与实践来源.     

建构关系的实践和避免感情的实践——拙著《关系的产生》的理论探索及其修正

对中国“关系”的任何界定都可能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做过于简单化的处理.运用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民族志资料,通过“实践”而不是“文化”描述和分析中国复杂的“关系”建构的操作策略和具体形式,区分了建构关系的实践和避免感情的实践两种形式,进一步完善、验证和修正了《关系的产生》中的理论假设,并试图将“建构关系的实践”和“避免感情的实践”上升为普通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     

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与性别知识建构

知识女性作为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一支主要力量,在性别知识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不仅有着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女性的切身体验,而且与其他阶层的女性相比又有着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以妇女为主体的性别知识建构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因为,知识是有性别的,性别也是需要被知识化的;而知识化了性别经验和经验化了的性别知识,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不仅可以改变人类知识生产的体系与模式,还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女性在总结妇女经验、阐释性别理论、传播性别知识、践行性别理念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为人类从性别角度深入了解自身奠定了知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改变现实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和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人们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和传统性别制度的改变,又为新的性别知识乃至人类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论“衰老”的现代性指认——兼评Lawrence Cohen《No Aging in India》

结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Lawrence Cohen以印度为田野的民族志,分别阐述了国际与印度本土老年学知识建构中的权力关系,评析了家庭、国家内部"衰老"相关话语的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批判现代性多重规范来源的局势建构和压制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感,借以反思现代性导致异化的困局及其出路。     

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内涵、路径与启示

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实话题,也是谋划民政工作发展的重大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通过对上海、深圳两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之模式的比较,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政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建构出了新社会服务体系的路径.科学选择和正确把握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的内容,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常人的概念使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从“知识同义建构论”到“知识异义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们往往对现实形成一定的知识(包括观念和信念),并借助常人的日常实践而把这种知识外化为现实("知识建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知识的社会建构")。所以,知识往往是共享的知识。这样一种以共享知识来建构现实的观点,可以叫作"知识同义建构论"。但"知识同义建构论"难以解释在自上而下的动员型体制中,同一种话语和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被赋予不同含义的现象。"知识异义建构论"则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与路径。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从建构性理想到调节性理想--借康德的视角来看

康德区分现象和物自身,认为人只能对可以感性直观的对象形成知识,心灵、世界整体和上帝等总体性概念没有可以直观的对象,只是纯粹理性的理念,可以用来调节经验知识,表达实践理想,而不能用来建构经验知识。马克思在克服康德二元论局限的过程中,跨越了经验知识和超越性理念之间的界限,或者根据一些经验现象去断言历史总体,或者根据关于历史总体的理想去定位经验事实,以期对历史总体加以经验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已经表明,经验地建构历史的总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充当社会的调节性理想而不是建构性理想。     

作为媒体实践的视觉田野方法

视觉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比较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对视觉研究方法的讨论相对较少且集中在视觉文本、表征的分析之上.本文对视觉田野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分析了新兴的视觉民族志、视觉访谈等方法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采用视觉手段的异同,并分析了视觉田野方法的发展前景与困境.     

文本化与艺术民族志的建构

艺术民族志的建构,体现出强烈的过程性特征,不仅是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实践和最终表达结果的书写过程,而且更是作为学科观照对象即人类艺术审美文化活动被得到全面把握的过程.为有效把握这种过程的全面性,文本化策略对于艺术民族志的建构具有积极的作用."文本化"意味着关注与艺术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强调艺术活动的过程性、语境性和可读性.基于这种"文本化"策略建构而成的艺术民族志,就能够更加灵活的整合美学的思辩演绎性和人类学的经验描述性特征,使得艺术审美文化活动真正置于具体生活文化语境中,从而促使艺术人类学独特的学科理念得到有效实践,也使得当代美学难题和艺术审美事实之间的关系得到新的书写.     

让艺术和审美研究从实践出发--艺术人类学之学术意义的一种阐释

西方现代美学在批判古典美学纠缠于形而上的本体论问题、以思辨方法演绎理论体系等过程中提出了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分析与解决有关艺术和审美的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但由于美学自身的方法论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障碍,从而进展缓慢;现代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为解决美学的这一难题提供一条路径.目前美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主要从资料引用、思想启迪等方面切入,属于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尚未真正进入艺术和审美研究的领域,因而作为学科意义的艺术人类学目前尚未确立.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方法融进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之中,是探寻解决当代美学难题、实现有关艺术和审美研究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重要路径,也是创建艺术人类学的根本依据和意义所在.     

人类“它者”：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学的多物种关怀

全球灾害频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物种的边界及共生关系。人类学的跨界研究可以更好地、多方面地理解它者的社会生命，从而探索自然与文化断裂的接触地带。然而，人类学的它者指向在现当代遭遇表述危机与实践困境，导致多物种研究的本体论转向，跨物种民族志便是此次转向的一种延续和突破，为弥合人与非人、人与自然两分提供了启示。跨物种民族志将人与非人置于更为宏大且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政经体系中，从制度、体系、文化、价值上探寻多物种共存的可能未来。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学应当进一步深化它者的应用研究，促进跨地域、跨学科和多语言的交叉，融合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两类知识，丰富人类学知识体系，多方面展现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与实践，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小村的时间地图——评《罪过与惩罚》

人类学家若想立足,就必须有自己的田野.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那样:"每一项人类学的事业都是从这里开始."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走向田野,在参与当地人事务和生活中进行学术观察,然后根据自己的田野工作资料撰写民族志,构建相关理论."参与者观察"的田野调查方式对于人类学者而言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由于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些前工业社会(在此不排除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扩展到工业社会和所谓发达社会),因此乡村社会经常成为人类学者选择研究的场合.乡村社会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内容,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型的乡村社区,如村庄,更容易进行人类学式的整体性描述和分析,还因为乡村社会及其变迁蕴含着人类社会的一些通则,并且能够指示现代社会的由来及路径.     

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

本土思想资源对于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它也会为反思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可能为建构一个本土性和世界性兼有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基础.     

特约评论人语

何明与吴晓同志的文章《从实践出发:开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篇论述艺术人类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有一定见地的论文。文章从价值取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我认为文章的亮点在对于艺术人类学所运用的田野民族志方法的论述。它从“行为作为观察与描述的焦点”、“场域作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与“惯习作为研究与阐释的指归”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人类学的独特方法,颇具创意与启发。云南大学向以民族学的研究见长,云南作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又以其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少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