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关于唐代历史兴废的重要史论类著述.在此书中,范祖禹一方面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司马光学派的继承;另一方面,在史事记载、史观表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又有很多独特看法.《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书体裁、史书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盛时期,崇尚当代史的编修则是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征。两宋,主要是南宋涌现了众多的当代史家,撰写出大量的当代史著,为后世研究宋代历史留下宝贵财富。王称的《东都事略》(下称《事略》)就是其中极可赞赏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四库提要》)称许它: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在宋人私史中鼎足而三,历来为治宋史者所宝贵。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的求真意识与曲笔记载

相比较魏晋,隋唐两宋时期的道教史学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真意识,众多道教史家将求真视作自己的撰述原则,并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史学实践,撰写出不少质量上乘的信史之作。但同时,曲笔记载也成为这一时期道教史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面。道教史家或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或对自身恶行避而不载,又或向佛教进行刻意攻击,以达成＂籍为私惠＂、＂持报己仇＂的目的。且由于宗教特性,道教史学的求真意识与曲笔记载表现出了比世俗史学更为复杂的特点。     

韦布的《大平原》与美国西部史学发展

美国著名西部史家韦布的《大平原》，是一部在美国西部史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划时代史学名著。本文从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观点的突破、研究内容的丰富等层面，剖析了该书在美国西部史学由“西进史观”向“西部史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转折性作用，揭示了该书在美国西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略论《周易》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是我国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此时经史不分,所谓经都包含有史学内容。为了正确阐述秦汉以后的史学,准确把握秦汉以后史家、史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有必要从史学发展全貌的角度去评析先秦经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对于今存先秦典籍,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多偏重《尚书》、《左传》、《春秋》、《国语》、《国策》等书,而忽视了《周易》。《周易》虽是一门研究高潮迭起的显学要籍,但研究者们多从哲学、神学……等角度去研究,从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司马迁的史学创新意识

司马迁作《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撰述旨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史学创新意识。首先,创立史家,成史家“一家之言”。先秦史学已有初步发展,但却没有如诸子百家那样的史家。独立成家的依据和条件,是要有独立的学术宗旨。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要成史家“一家之言”,这个史家既不等同于先秦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又都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各有取舍,它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对历史、社会。政治、人生等的一种看法和观点。从学术思想而言,便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易编年而为纪传”。“究天人之际”…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文艺复兴研究

1860年,瑞士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发表了他研究文艺复兴的权威性论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建立起对文艺复兴进行全面阐释的完整体系,奠定了近代史学界关于文艺复兴解释的正统观点。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概念得到众多史家的采纳,其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布克哈特的权威论点亦受到以中世纪史家和科学史家为主的一批学者的指     

宋代《世说新语》的版本、仿作及研究

《世说新语》自成书后,为士林所重,历代皆然.在其传播史上两宋时期更具有特殊地位:北宋时纷杂的版本,到南宋时渐趋于一致,其中又以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的重雕本对后世影响最大,明清时期的版本也多以之为祖本;由于《世说新语》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叙事方式得到了后世文人的认可,宋代出现了三部模仿《世说新语》的“世说体”小说;随着《世说新语》的广泛传播,两宋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研究和批评,客观上也为后世研究《世说新语》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

《史通》为初唐时期杰出的史论家刘知几所著,是我国目前现存的一部最早的系统阐述史学理论的著作。史论家与史家不同,史家在修而不重论,史论家则重论而不在修。史论家研究的对象是史籍作品,犹如文学批评家面对文学作品,从史论家对史籍作品的论述中,是很可以看出他的文论见解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史论家好似文学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略论两宋社会文明转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两宋社会文明转型时期在学术上理学的形成,政治军事上与辽、西夏、金的长期对峙,文化上的雅俗共赏,经济上雕版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以及帝王的“崇儒尚文”等多层面进行剖析,可以看到两宋文明转型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史识尤为重要”辩

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史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不少书中讨论史学研究者的素养时,着意强调史识的重要性,以为史家的各种素养中,“史识尤为重要”。还有的把这种认识追溯到刘知几,说到刘知几已“最为重要史识”了。这种“史识”至上论倾向,对史家的德、才、学、识,无异于分出了前后轻重。这种意见,既不利于青年学子史学修养的全面培养,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故此,不能不一辩。 唐朝刘知几首先提出“史才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有一段刘知几回答郑惟忠提问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