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治理理念对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 ,我国公共事务领域中对公共品、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政府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引入“治理”理念 ,借鉴西方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公共治理理论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即引入第三部门力量 ,实行“多元化治理” ;加强政府宏观领导 ,实现“多主体合作” ;引进市场机制 ,实施“多方式治理”。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新农村合作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村合作治理要求各治理主体均衡发展。一要增强农民教育培训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市场培育、科技保障、风险防范,培育各种新型经济组织;三要重塑治理理念、优化服务职能、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四要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和实现、行为自律和协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增进社会资本的载体作用。     

风险社会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当代我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各种人为和自然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人化性及高危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为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公共危机预防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完善危机管理主体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的元治理职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政府创新或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行使元治理职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协作-互动治理理论,政府在一般公共治理中行使四种基础性元治理职能,包括制度设计、框架确立、过程管理和决策主导。面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推动公共创新中需要特别关注三大特殊目标,包括（1）引入不同背景、资源和观点的参与者;（2）引导多方行动者接受创造性破坏,鼓励他们投入资源并承担创新风险;以及（3）支持公共创新的跨界扩散和传播,进一步实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在公共创新中,政府必须采取六种互补型的元治理行动,包括建立框架、确立愿景、管理互动、资源动员、直接参与和对外联络。中国政府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创新实践,为公共创新理论前沿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论"回应"范式

"回应"作为对一类社会互动现象、关系及过程的理论规制,是基于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建设、公民社会发展等而创造的一个新范畴.由回应派生出政府回应、社会回应和共同回应等一组关联范畴,体现了当今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一种趋势--突破政治学(公共管理)强调"回应=政府回应"的研究范式,以及上与下的互动关系即是回应的理路;而且相关范畴的建构及研究视域的拓展还表明对回应现象、关系及过程的研究有不同类型之分,并在不同类型的回应关系网络中还存在"诉求主体"与"回应主体"的理论识别及关系属性的区分等问题.     

空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角色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公共事务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应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外各国空气污染治理实践也都以政府为主导展开。空气污染治理成为我国政府目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以北京市顺义区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在区域生态治理、保障辖区空气质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面临缺乏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联动、缺乏有效政策制定工具和治理手段单一等问题。     

战略性治理:应对突发事件的新思维

近年来的现实表明,突发事件有常规化的趋势,应急管理从理念到实践都面临挑战,“战略性治理”理念成为突发事件管理的新思路。战略性治理主张,对突发事件的治理应该具有全局性、前瞻性、规划性和预防性,并以“社会风险一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为动态分析框架。系统治理、动态治理、主动治理是战略性治理的内涵。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当前,全球化正在进一步深入发展,在给我国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的同时,也对我国政府的传统治理方式、单一治理主体地位、治理政策质量等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政府治理变革呈现出治理变革的根本深刻性、治理角色的复杂矛盾性、治理理念的多元交互性等特点.为了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我国政府治理应从强化政府依法治理,培养和扶持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提高政府公务员国际化视野和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变革,加强对全球化和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的研究.     

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三非”问题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民族问题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三非”问题较之其他地区更显复杂,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构建合纵连横式的政府和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兴边富民力度,以边境地区的繁荣促稳定;地方政府层面,构建边境“三非””问题治理运行网络,发挥政府治理“三非”问题的主导作用;乡村层面,重建乡村自治网络,提高乡民自主治理“三非”问题的积极性;社会层面,加大相关非营利性公共组织建设,增强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