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

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特点,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乡村消费空间,农民物质消费空间、文化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空间纷纷向城镇转移并使多数农民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空间。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具有耦合关系,它是人的城镇化先决条件和实现手段。如此,改善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差,增加城市低端消费空间,开放城镇服务空间,不仅能推动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发展,而且可以以此为引擎和纽带,促进城乡空间对接和居民互动,进而促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繁荣农村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对当前农村市场基本状况的分析，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农村市场流通、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快农村城镇化5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繁荣农村市场的政策建议，进一步说明开拓农村市场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

现有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市民化以及回乡等方面研究,基本上囿于非城镇化即回乡这样的二元对立视角。事实上,在过去40多年,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到乡城单向流动,又从乡城单向流动到回乡,目前则出现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即"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这里将这种新关系概括为"城乡两栖",它具体表现在城乡两栖者的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亦正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调研表明,城乡两栖者担有融合城乡、振兴乡村的重要角色。因此,国家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乃至体制机制上应将城乡两栖者作为聚焦对象,以缓解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缺人、缺资本、缺技术、缺市场等问题。     

农村市场营销环境特点及其对企业营销策略影响分析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把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营销环境迥异的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分布着在购买力、消费环境、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消费者人群。农村市场的绝对容量仍在缓慢增长,在全国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城市市场相比,农村市场在对产品功能特点、产品价格和品牌、营销渠道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在对农村市场营销环境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以农村市场为目标市场的工商企业的营销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有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     

福建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与进展评价:2006-2013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发展新型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从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并对福建省城乡发展一体化进行了指标测算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福建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整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仍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发展一体化,特别是教育均衡发展、卫生均衡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相对滞后,应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农村医疗队伍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均衡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布局,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二是城乡资金配置不均衡,应继续开放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配套制度并建立和完善分层监管体制,从而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促进农村金融需求.三是居民收入和消费质量仍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应继续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应改善农村流通体系,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挖掘潜在内需.     

开拓农村市场,促进经济增长

开拓农村市场,前景乐观。因为农村市场容量大,居民消费上升的空间大,消费升级的可能性大,农业的发展对物质投入的依赖程度大。开拓农村市场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消费环境差,企业产品结构不适应农民消费要求,商品销售、服务网络滞后。开拓农村市场的对策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农村销售、服务网络建设。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湘西城乡物流一体化研究

湘西地区以怀化、吉首、张家界等三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物流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湘西城乡商品市场割裂，物流的“二元鸿沟”相当严重，中心城市的现代化物流与湘西农村落后的物流不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使得湘西农村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农民增产不增收。要搞活农村商品市场流通，消除城乡物流的“二元鸿沟”，可根据湘西城乡发展实际情况，采用“乡村超市＋城乡配送中心＋城市生鲜便利店”等模式，实现湘西城乡物流一体化目标。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探析

城镇是农村经济的中心点和启动器 ,作为农村地区的经济中心它具有促进城乡商品交换的市场功能 ,城市文明向农村文明扩散的传播功能 ,农村经济和乡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的集聚功能以及城乡经济信息的接收和反馈功能。大力发展农村城镇化 ,有利于更合理地布局生产要素 ,引导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土地配置扭曲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视角

从土地市场配置扭曲的视角,探究中国城镇化不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理论分析表明,土地市场扭曲的制度保障征地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增,大批失地农民未能获得公平的失地补偿;土地市场扭曲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并未使农村失地劳动力有效转移入市,导致城镇化不平衡发展,土地入市后的增值收益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最终拉开了城乡收入差距。利用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土地市场扭曲的指标,实证检验发现土地市场扭曲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验证了土地市场扭曲主要通过城镇化不平衡发展这一影响机制拉开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应摒弃“以地谋发展”方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保证农民获得市场机制下公平合理的失地补偿,完善入市收益合理分配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超越二元”：另一种城镇化的可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山西省镇中村的个案观察

在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张力下,如何寻求一种摆脱二元对立、超越西方中心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生活城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起点。乡村生活城镇化不是简单将城市的模式复制到农村,而是根植于农村发展的自觉性。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家乡Y村出现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煤改气"工程的实施,村社"大喇叭"的公共传播与微信群里的非正式讨论,乡村"慢跑团"等,一场立足于乡村生活的城镇化正在山西Y村发生。其背后体现的是对农民身份认同的主体意识;对农村生活方式进步的自主努力以及对城市生活与文化价值的融入接纳。这些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特征和表现为超越城乡二元逻辑的城镇化,提供了思考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

推进逆城镇化,让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阐述逆城镇化的概念与作用,并基于社会行为学理论,从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两方面解析推进逆城镇化形成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以此探析逆城镇化的前因后果。研究认为：促进逆城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府引导力、城市推动力、农村吸引力和基础支撑力;当前应以政府引导力、农村吸引力为着力点,以产业振兴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发挥逆城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发挥产业振兴在逆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健全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机制、创造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更好地推进逆城镇化。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城乡协调-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工农互促-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