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四川悬棺葬的研究

悬棺葬分布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和沿海各省区,是我国古代先民的特有葬制.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它有不同的类型和名称,大别之有三种,一是在悬岩陡壁上,凿孔椓桩,置放棺槨,谓之“悬棺葬”;二是就岩石的裂隙,天然岩壁洞穴将棺木放上去,凌空悬置叫做“幽岩葬”.还有在悬岩上凿成小穴,纳棺其中.露出棺木一半,称为“岩穴葬”.可能还有其他型式,如所谓“竖棺葬”、”架壑船”等,与迷信传说联系起来,或称为“仙人蜕骨”之所.     

《孟子》“性善论”简释——兼论“性善论”的政治影响

通过《孟子》书中关于“性善”问题的梳理,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剖析,彰显其由“四端”扩而充之的理论架构,进而发掘“性善论”所带来的政治观照,诠释孟子语境中的王道、仁政等核心概念,并对孟子哲学思想所造成的具有特色的“善人政治”作简要评述.     

孟子的仁战思想发微

孟子的仁战思想发微黄德昌孟子，名何，鲁国邹邑人，他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号称“亚圣”。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孟子的仁政说、性善论、天道观、认识论都有详尽的论证、闸述和深刻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和独到的见解，但...     

从心之所生为性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论荀子对孟子人性论的因革

孟子承认万物皆有其性,但不以生理现象与欲望等作为性的本质,而从心之所生来规定人性.荀子受传统即生言性论影响,沿着孟子开拓的路向对性作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说是对孟子观点的理论概括与提升,也是在传统“即生言性”说基础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荀子把性与伪相对而言,否定心具有自我立法、自我完善的功能,但认为心可以接受后天习染而趋善.     

驳孔丘反对人殉说

《孟子》这本书,记载了孔丘反对俑葬曲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最先用陶偶和木偶来随葬的人,是要断子绝孙的。)孔老二为什么反对俑葬?孟轲的解释是:“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意思就是说,孔老二是反对人殉的,所以连用象人的俑随葬也反对。两千多年来,孔孟之徒都根据孟轲这种解释,把孔老二打扮成一个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者”,并且竭力宣扬“仁者爱人”的骗人鬼话。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复辟狂,竟会反对作为奴隶制重要特征的人殉制度,岂不是咄咄怪事?历史的真象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旬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要尊重事实——对《杨朔创作简论》的几点意见

吴周文同志对杨朔散文颇有研究,曾发表几篇有相当质量的研究文章。但读了他最近发表的《杨朔创作简论》一文,大失所望。该文态度之草率,立论之武断,我们不能不加以指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发觉吴周文同志在介绍杨朔生平事迹时,大都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测。其中有些虽然属于枝节问题,但为了防止以讹传讹,我们一一列条加以订正: 1.吴文说:“杨朔不满五岁”父亲就去世。这是根据他的胞弟杨玉玮的回忆,其实不可靠。据杨朔的胞姊杨毓璞来信说,杨朔六岁时父亲才去世。为这事我去信问杨玉玮同志,他这样答复:“父亲死时,我不满两周岁”,“家姊说的当然更确切些”。看来     

李伯元家世、思想三题

(一)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虽籍贯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但因祖父去世早,父亲依其在山东做官的伯父李锡琨生活,故李伯元生于山东。又因伯元的父亲去世过早,故李伯元随其堂伯父李翼清(锡琨之子)生活。李翼清,字念仔,也长期在山东做官,先后任肥城、济阳、黄县知县,胶州知州。光绪十四年升东昌府知府,山东后补道。民国十一年《增修胶志》有对李翼清的记载,称他在任胶州知州时,曾“捐廉延师”,兴办学校,“俾童蒙之贫者入塾肄业”;曾在沿海地区植树造林,达“数十万(株)之多”;当荒年歉收时,又开仓赈济。平抑物价;他注意案件处理,曾“平反冤狱”。     

鲁国昭穆制度蠡测

昭穆制度当产生于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转变的过程中.父辈称昭、子辈称穆,旨在严格区分父子两代人的氏族界限,杜绝近亲婚姻关系的发生.关于鲁国的昭穆制度,由于史料缺乏,后人有一些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因此,欲得鲁国昭穆制度之真谛,首先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定位问题,一个是鲁闵公、鲁僖公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另一个是鲁国的始封之君的为昭抑或为穆问题.本文对鲁国国君昭穆次序的排列,既体现了“父昭子穆”的原则,又解决了“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营销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有着巨大作用。当前,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但同时,反倾销、环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通过国家营销,重塑和传播国家形象,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     

乡土作家的咏唱——论贾平凹乡土小说

贾平凹是当代有重要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在诸多乡土小说中,作家饱含深情地歌赞了乡土神奇、美丽的地域景观,充满执着地张扬着生活在乡土之上的人们健康、优美、高尚的爱情婚姻道德观念与仁义、正直、坚韧、富于血性的侠义行为.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试论孙中山“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间的张力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客观现实方面的差异,孙中山思想中残存的封建意识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张力,以及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举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于一役的思想和实践,非但不能实现政治国家目标,而且也不利于民族国家统一,并最终回归民族国家统一之路.孙中山的政治国家实践说明:政治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政治的灵魂,要正确对待民主与政体的关系,政治国家要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国家.     

“以德治国”不等于“人治”

有人担心实行以德治国会不会走上“人治”的老路。实际上 ,“德治”可能变成“人治” ,但并不必然地导致“人治”。“德治”是不是会变成“人治” ,关键在于搞什么样的“德治” ,怎样搞“德治”。只要我们坚持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实行以德治国 ,就能有效地防止“德治”变成“人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及我国的对策

当今世界，“雁行模式”和“价值链分解模式”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分工的两种主要模式。“价值链分解模式”是笔者的新概括。本文的新观点是，全球雁行模式将成为对区域雁行模式有支配作用的模式；价值链分解模式将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分工模式，它能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比“雁行模式”更先进的技术，但它的弊端是，会危及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再创新和自主创新，才能趋利避害，实现跨越式发展。     

试论FDI对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经济的影响

当今国际经济生活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影响都日益扩大,对各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实际影响和金融影响两方面来论述一下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经济影响.     

论中国与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之距离

距北京奥运会的胜利闭幕有两年多的时间了,中国在上届奥运会上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令国人激动不已,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思考: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了呢?就这一议题,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方面为切入点进行了探讨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