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针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问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性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     

居民热衷参与“新三会”

北京市东城区积极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强化居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服务管理功能,先后搭建了居民会议常务会、网格议事会、居民议事厅、"开放空间"讨论会等多元参与的平台,把群众组织起来有序参与社会服务管理,通过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模式,不断创新社区居民自治工作机制,激发居民参与热情。     

社区参与离不开“社区领袖”

社区建设是循序渐进的,不可一蹴而就的,更离不开人的参与和人的发展。一个好的社区,往往都有那么几个"灵魂人物"或"精神领袖",他们引导着社区价值体系的构建,影响着社区先进精神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组织开展寻访"社区达人"活动,吸引了广大居民的热情参与。居民身边"带头人"的号召力。社区建设离不开居民的广泛参与。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如何引导居民走出私人空间,参与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理,就需要有     

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如何突破瓶颈

在基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及有效运作，特别是它同社区的其他组织，如政府组织、居民组织等形成的网络状的互助和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承载着社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职责，意味着社区的成熟，也昭示着社区的发展方向。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可以依据是否具有自主性将居民的社区参与划分为他组织参与和自组织参与两种方式(或类型).随着居民自治的推进,自组织的居民参与方式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但目前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还主要局限于社会空间相对较小的社区民间组织、业主组织以及地域空间较小、人数较少的居民楼栋单元或院落,公共性程度还不够高,这就需要实现居民社区参与方式由他组织为主导向自组织为基础的整体转换.文章就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创新社区参与的体制环境;拓展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实现由情趣性活动为主的浅层次参与向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深度参与推进;健全社区组织,为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提供有效载体;探索网络时代社区公众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新途径.     

扎根视角下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同时在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如何深度融入社区,并与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展开积极互动,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社会组织如何有效进入社区治理场域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关系嵌入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肇始阶段的前置条件,认知嵌入构成了行动基础和行动主线,结构嵌入促成了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并实现了治理模式的生产和维持,三者构成了嵌入过程的行动逻辑链条,进而丰富了嵌入概念的亚类和内涵,拓展了嵌入理论的解释边界。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法律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展开,社区管理的难度、广度和复杂程度加大,在政府职能定位、资金供给与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将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演变成政府与社会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形成国家——社会——居民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定位于社区自治,通过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构建新型社区组织结构、提升社区建设软实力和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措施,给社区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非正规部门空间属性对跨社区交往行为的建构研究———基于帕森斯的“目的—手段”行动图式分析

城市发展呈现出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空间分异,分异的空间存在着交往和互动的关系。城市低档社区的非正规部门是促进这一关系产生、持续的关键因素。立足于低档社区非正规部门空间,以帕森斯的"目的—手段"行动图式为工具,剖析该空间属性对居民跨社区交往关系的建构过程,可以发现:社区非正规部门空间是社区内外居民日常交流的结点;娱乐业中的室内游戏、游艺业非正规部门能在情境定义的机制下,满足情感性的交往功能,维持了跨社区的交往行动,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同时,正式单位组织的行政与社会职能机制为非正规部门发挥促进交往的功能提供了平台。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区认同意识的媒介建构--以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好乡邻”社区建设为例

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生活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和家庭之外的主要生活空间,为此,许多城市加强了社区建设,通过营造共同的社区认同,加强社区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报纸、微博、QQ群等新旧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考察各种新媒介媒体,观察每个社区的日常空间,探讨不同形式的社区媒介在促进社区居民融合,建构共同社区意识方面的作用。     

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变迁及特点

对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居住组织结构、社区类型和社区空间、社区组织行为等居住行为的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代我国城市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正在或已经从“单位型”向“社区型”转变。当代城市居民出现了异质性,多类型城市社区并存是当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我国城市社区正向阶层化发展。     

民主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有序政治参与的时代要求

"依赖—庇护"、"委托—代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以"合作—协商"为价值原则指导下的社区民主治理,可以有效促成居民理性有序的社区政治参与,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因此,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及其治理体系的认知、信任与认同,增强党和政府权威部门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引导与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沟通、疏导、组织化作用等社区协商民主路径,促进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认同与归属,加强社区民主参与的整合与引导,提高社区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建设,从而最终提升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质量。     

19世纪华人“方言社区”的建构与发展——以新加坡“福建人”为例

在"方言社区"的分析架构下,对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福建人"社区总机构的恒山亭、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继替而兴的历史做出纵向梳理,兼论祖籍文化的社区整合功能。福建人社区组织形态经历了从早期坟山组织、庙宇组织到现代"科层化"会馆组织的历史建构,从传统"文化式"整合向现代"科层化"社会组织的整合方式的变迁,以及体现于华人最大方言社群组织形态上萌芽、发展、成熟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老年人需求与宜居社区建设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是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的有益探索,对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社区服务,实现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中安度晚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实践过程中,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应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改善社区居住环境,推进社区老年服务建设,繁荣社区老年文化,培育老年服务组织,不断发展老年人福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观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而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适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区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注意刑事侦查羁押慎用、审判专门化设置和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关键。     

论小区停车位的归属

解决小区停车位归属的问题,应当采取共有和专有相结合的综合归属模式。按照法定配置比例建设的小区停车位属于小区住宅的必要配套设施,从保障业主最基本的停车需求的角度出发,法律应当强制性地规定这部分停车位归业主共有。增设的小区停车位如果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利用上的独立性,且能够进行单独登记,就可以认定为专有部分。综合模式能够更好地平衡小区业主与开发商的利益,解决停车位归属的纠纷和矛盾,对于创建和谐稳定的社区具有积极意义。     

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建立

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方法论探讨、直接理论来源3方面入手,文章分析了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回溯了戴伯格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指出:关于权力结构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格局中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被观察到;另一个则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组织结构的观察加以确认。因此,要对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论社区参与的制度安排

本文选取社区参与为研究视角,旨在从宏观角度考察社区发展过程中影响社区参与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使得社区参与成为可能与必要;“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轨扩大了社区参与的空间;基层民主的制度创新保障了居民的参与权;社区服务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氛围。     

城市社区组织建设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社区组织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从社区组织化过程、组织活动方式及其在法制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运用法律社会学开展实证的研究,以揭示社区组织的完善和健全程度对社区自治发展的制约关系,同时分析社区组织与法律规范体系的协调程度,进而更合理、更科学地调整或配置社区组织,促进城市社区法制的顺利实施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论推动城市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的和谐发展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实行社区自治,必须实现社区管理体制构建上的突破,给予社区组织以明确的定位,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其中,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理顺是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着重从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的现状及问题、社区中介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推动社区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关系和谐发展的措施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