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寅初先生的《综合平衡论》——兼论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1956—1957年,马寅初先生先后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两篇文章,根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可惜,当时不仅没有认真研究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采纳其中科学的合理的内容,逐步纠     

马寅初先生与《新人口论》

马寅初先生与世长辞已整整5年了。他的《新人口论》发表则已整整30年了。他与《新人口论》虽然都经过坎坷不幸的历程,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是历史已雄辩地证明马寅初先生是同我党肝胆相照的诤诤挚友,维护真理的勇猛战士;《新人口论》的真理     

再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

成云雷先生在《趣味哲学》中,王国乡先生在《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中指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能用做行为规范的,因为它实践上行不通,逻辑上自相矛盾。本文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几点反驳,一是他们存在概念上的混乱;二是逻辑上并没有矛盾,而恰体现了逻辑;三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原则,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底线伦理,而是值得倡导的道德原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当代具有重要价值。当然要防止为了个人利益而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同时要注意防止统治阶级利用它无视民众的正当权利的作法。     

马寅初人口论的反动本质

本年十一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了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驳斥,一致指出马寅初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是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现在把这些文章在本刊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也在本期同时发表。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回忆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他的著名的人口理论尤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马寅初先生一生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捍卫真理。解放前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解放后他又力排众议提出他新的人口     

周恩来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往事

1976年1月9日,一个最沉痛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先生的家里,疾病终于使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停止了呼吸。马寅初先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潸然泪下,从来没有这样伤心悲痛过。伤心悲痛之余,闭目沉思,周恩来关怀他的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1939年在重庆,周恩来引导他认识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

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人口问题的禁区打开了,出现了不少联系我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好文章。为了推进人口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当前还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何在? 二十年前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在实践上所造成的危害,现在已经痛切地感觉到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居然被宣判为马尔萨斯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这种咄咄怪事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近来不少文章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唯上主义”学风,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但我以为,就理论上来说,不能不承认我们很多同志并没有真正区别开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     

"马寅初面斥孔祥熙"辨析

潘伦在<马寅初先生面斥孔祥熙纪实>这篇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在1939年秋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马寅初当面斥责孔祥熙的史迹.此文被众多著述家作为信史加以引用,在有关马寅初、孔祥熙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笔者经过细致考证,证实了历史上并无"马寅初面斥孔祥熙"之事件.     

北大隆重纪念《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

2007年7月2日,纪念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新人121论》发表5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座谈会及学术报告会在百周年讲堂多功能厅隆重举行。会议由国家人121计生委、全国政协人121资源环境委员会和我校联合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121学会会长彭现云,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北大校长许智宏等领导,马寅初先生的亲人代表以及来自人121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约150人参加了会议。[第一段]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论康德扬弃本体论的立足点

陈康先生1942年在为所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作的《序》中写道: “万有论[按:今译“本体论”]是西洋上古、中世哲学的中心,其势力直达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前。”又写道: “在《纯粹理性批判》产生以后建设一种万有论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务1982年版,第5、6页)可见,陈康先生认为,康德摧毁了旧的本体论。关于康德的工作,最好引用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话来说明:     

对《张居正大传》几个错误观点的批判

《张居正大传》一书,是朱东润先生1943年的旧作,解放后复经修改,于1957年再版。旧《大传》“有许多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观点”(作者重版后记语),要修改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读了新版《大传》以后,发现朱先生仍然坚持着许多不正确的、错误的观点。对于《大传》存在的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提出来进行严格的分析批判。这里只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肤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传》的作者和读者。     

关于蒙古游牧经济的脆弱性问题

(一) 我曾在《蒙古狩猎考》(《东洋史研究》三十一卷第一号,1972年)一文中,谈到对蒙古游牧经济的评价。最近,吉田顺一先生在《东洋史研究》杂志第四十卷第三号(1981年)上,以《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时蒙古族的游牧和狩猎》为题,发表了他的长篇专论,并在文章中对拙作的某些论点进行了批判。吉田先生认为:“原山先生对游牧经济给予的评价过低     

1945年《新华日报》批判《芳草天涯》的几个问题

1945年重庆《新华日报》对《芳草天涯》的批判是由周恩来发动的,此前《新华日报》的整风运动中夏衍受批,可谓是其前奏。该剧之所以在受到批判之后能继续上演,除了跟周恩来的容忍、重庆左翼文艺界对该剧的批判并未达成共识之外,也跟该剧艺术水平较高,能给演出者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有关。另外,《芳草天涯》不过是中共高层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整顿重庆进步文艺界的引子,胡乔木批判的＂非政治倾向＂的代表主要应该是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兼及冯雪峰以及乔冠华、陈家康等人。     

论哲学的抽象和具体──评俞吾金先生的《意识形态批判》

《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发表了俞吾金教授《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简称《意识形态批判》）一文。笔者对此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请俞先生赐教。一俞先生在《意识形态批判》一文首先指责现行认识论的抽象化，认为现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前提、主体、对象、过程和检验     

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

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人口问题的禁区打开了,出现了不少联系我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好文章。为了推进人口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当前还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区别何在?二十年前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在实践上所造成的危害,现在已经痛切地感觉到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居然被宣判为马尔萨斯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这种咄咄怪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

<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发表,标志着青年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而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研究这本书的写作与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的关系,对于正确说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的启迪,作为一个原因,从而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逐渐走上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前,就从鲍威尔那里接受了颠倒方法,并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这个方法批判了宗教神学和柏     

《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窦娥冤》、《单刀会》“左”的影响及其他

最近为了教学,读了蒋星煜先生的《古典戏曲研究中“左”的若干例证》(光明日报》1985年1月1日)一文,觉得蒋先生关于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意见确是有意义的,而且十分重要。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思想方法不会因为某些具体事件的被批判而立即消失湮没,因此,总结古典戏曲研究中的教训,可以提示和促进我们今天研究工作的正确展开。但是,蒋先生把对《窦娥冤》的高度评价也归入此列,认为这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     

田仲济:善于“聊天”的杂文家

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桩公案:在1939年前后的重庆,几个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如梁实秋、沈从文等,主张写文章不一定都为宣传抗日战争服务,也可以写一些“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也许会令人感到意外,有的革命作家也有类似的主张,田仲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富有革命性的、活跃的杂文家并没有从那场批判中接受“教训”,竟在1941年的重庆发表了一篇题为《聊天》的杂文,大力提倡聊天。更出人意料的是,聊天风味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