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属下能说话吗——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属下不能说话,任何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在现代中国,底层劳动妇女无疑属于"不能说话"的属下,但是,作为底层劳动妇女同性别的代言人,现代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时常会突破时代话语,逸出传统规范,通过对女性共同的内部经验的描述和展示,对已经成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的男性文本进行消解,部分地传达了属下作为主体、有着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的声音和欲望.     

性别、阶级和流动——以小型餐饮业为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小型餐饮业的调查发现,其劳动关系具有拟家庭化的特点,既有家长式权威也有庇护.从业人员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其边缘化的阶级身份,且阶级身份又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重叠,并在与顾客的关系得以强化.这种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是以小型餐饮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为基础的,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把女性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这种分化削弱了群体的团结.这样一个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会直接作用于该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特点.     

集体身份认同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关于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的思考

集体身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而对某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或排斥则是选择的结果。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集体身份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和统一的成功与否。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最重要的政治性集体身份认同。在多民族国家内部,这两种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受到诸如民族政治地位和群体规模,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文化的属性,民族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状况和现代化水平,族际交往状况,国家的民族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综合考量这些影响的基础上,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制度应以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认同、弱化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为目标,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这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情感和心理基础。     

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的语言建构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身份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认识到社会性别与身份的动态性和可塑性特征,促使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和社会身份认同研究由本质论向社会建构论转向。语言在人的社会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社会性别和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建构而成的。身份的动态性和多元化可以通过交际中的语码转换来实现。针对社会性别和身份的动态特征,可以尝试运用动态系统理论对语言、性别和身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后殖民视角下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原因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西方在进行文化侵略时,扭曲了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民族国家也未能幸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存在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问题。我们力图结合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思想,从对一些观念的误读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主要原因,以期对我国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良好交融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有关妇女理论问题的四点反思

“妇女解放”口号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妇女就业本质上是妇女的生存问题,在“异化”劳动中还谈不到“解放”。人的解放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男女性别分工受到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是明显的,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趋向模糊,不能将性别平等与性别分工混淆起来。当前妇女运动应当关注底层妇女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而不应受到极端的“反文化”的女性主义的论调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的两性关系,必须克服我们普遍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思维方式。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

长期以来"三从"被当作妇女的道德规范而解释为妇女服从于男人的卑下地位,继而将服从与现实中的畏妻、尊母等社会现象解释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笔者认为"三从"的主要含义是确定妇女从属身份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说明妇女是属于父系家庭的.这种身份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两重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

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社会性别、民族与社区发展”研讨会综述

2001年6月11日至13日，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华妇女学会、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小组联合发起的“社会性别、民族与社区发展”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与会者就性别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中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现状、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妇女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性别研究云南省社科院的和钟华认为，8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改革的普遍开展，女性自我意识空前提高，妇女问题在主流社会日益突出，直接引发了妇女研究异军突起，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妇女问题研究领域，已从初期的婚…     

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意识建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换与确立时期,处于各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人们迫切需要重整性别秩序来组织他们所遭遇的充满断裂与动荡的现代生活,借助现代性别意识形态来解决他们由中国现代性的演变所引发的诸多现代身份危机与困惑问题。     

清季国籍问题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清季是中国社会从帝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民众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本文以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的国籍问题为中心 ,重点讨论清朝朝野对荷兰 190 7年出台的《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的反应 ,通过揭示国籍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种种表现 ,来分析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 ,不同群体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以及困境的根源     

我国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机制

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国家和政府是推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首要责任主体,而妇女非政府组织是促进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妇女的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国家在妇女发展事业中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更好地促进妇女发展事业,国家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毛泽东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思想,主要包含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作用和应具有的社会条件两个内容。 毛泽东认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作用,首先必将会为改造客观世界——成就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明确指出:“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从而提高了社会认真组织妇女投入社会劳动的自觉性,激发了妇女投入社会劳动的积极热情,使妇女群众成了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同时,     

宋代妇女价值取向论略

宋代妇女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儒家标准的价值观,官绅家庭的妇女虽然遵循不予外事的传统古训,但又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她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她们的儿子、丈夫,为国为家培养了许多忧国忧民、不慕虚名的士大夫,下层妇女普遍参与社会劳动,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经济贡献力量。宋代妇女在贤妇与慈母、家业与国事、责任与义务选择中,阐释了自身对社会角色与身份意识的感受和理解,对历史与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美国妇女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是贤妻良母,而《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合法化都旨在颠覆这一身份。对于已内化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妇女,她们自然把上述两者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以此来维护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家庭模式。通过解析美国妇女在反ERA和堕胎合法化运动中的参政行为,文章着力体现社会性别因素是促使她们投身反女权运动的主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