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英译心理定势初探

中国唐诗英译经历了百年历史,译者来自是认知结构不同的两个主要群体,即以英语为母语译者和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群体。由于他们的主客体对应格局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心理定势,无意识地规范和制约本群体成员的具体翻译活动。译者凭着类似本能的文化修养,以符合本群体的文化规范情况下选择原诗、翻译方式,并根据本群体的文化规范来指正另一种群体的译文。然而,这两种群体从不同侧面为唐诗的翻译做出了贡献。     

从唐诗英译谈文化语境顺应

英译中国唐诗目的是实现文化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诗化翻译法,做到文化语境顺应。具体来讲,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原文的意境,再现原文的修辞、风格,准确表达文化词。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的可译性

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翻译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是意思的翻译,而不能把原作中的特殊的方面,尤其是作品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而很多翻译大师却认为文学翻译风格是可译的,原作的风格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转化而迁移到译文当中。在此通过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以及风格可译的二元观说明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对以后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一些说明。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从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看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风格翻译不仅是思想内容的传递,也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本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并由此探讨了文学翻译创作的三个空间——思想空间、理解空间和表达空间。本文认为,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文本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唐诗“意美”可译性分析——以许渊冲英译《江边柳》和《游子吟》为例

自十九世纪以来,唐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从未间断,众多译者力求最大程度将唐诗的＂意美＂体现在英语语境中。许渊冲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中的杰出代表,认为诗歌翻译应尽量实现＂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其中＂意美＂是第一位的。但是,中英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语言各有特点,英译唐诗是否能够完整再现原诗＂意美＂呢？在此通过唐诗与英语诗歌＂意美＂的比较,综合分析许渊冲英译《江边柳》和《游子吟》所展现的＂意美＂,最后认为唐诗的＂意美＂并非完全可译。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浅谈“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以《送友人》的两个英译版本为例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拥有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唐诗也不例外。英译唐诗时,应以再现诗作精神内容风貌为主,即以达到“神似”为翻译第一目标,才能更好地保持唐诗的原貌。本文选择李白《送友人》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     

唐诗人口数字辨析

对《全唐诗》中几乎所有涉及人口数字的诗歌篇章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又搜集到了涉及相应诗歌的今人的论文或专著,将两者结合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唐诗在人口数量的描述上,有些确实以现实人口为基础,诗中描写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口现状;但大多数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只是反映出当时人口众多的现象,多非实指,所以并不能当做历史史实来运用。     

试论唐代艳诗风貌及繁盛原因

唐代艳诗创作在对女性审美价值的体认、男女情爱的感知、绮靡华艳诗美风范的追求方面,龙翔凤翥,超越同侪。唐人才华横溢,这些艳纵之笔,亦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平添了几许流丽风情,增饰了无限旖旎韵致。运用文本分析、史论结合的方法,将艳诗研究置于文学、文化、人性发展的大视野中综合考察,可以发现,无论从创作规模、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唐代都堪称艳诗创作的繁盛阶段。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武举制度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的武举考试,具有程序规范、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它的实施,对唐代的体育,特别是对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习武之风在社会中盛行。虽然在《全唐诗》中没有诗歌反映武举考试的内容,甚至连＂武举＂一词都找不到,但武举制度所带动的尚武风气却深深地影响着文人,进而在多方面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唐代送别诗意象营造的个性化

唐人送别诗色彩缤纷,情深意长,成绩显著,意象使用的个性化是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诗人,受理想愿望、个性气质、情感类型、审美趣味等主体品质因素的影响,其诗歌在取向方面不尽相同.观照唐人送别诗中诗人取象与意象营造方面的特征,对于探寻诗人熔铸在意象中的深层意识,挖掘诗歌作品的文化内蕴,评价诗歌的美学风格,均不无裨益.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唐朝女冠诗初探

唐朝女冠诗人是唐朝社会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她们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但政治开明以及道教兴盛的特殊环境让她们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创作出不同于男性诗人和一般女性诗人的诗作,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