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华活动及其特点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众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也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文明化”虚构

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之余,逐渐将以宗教改革中国社会作为目标,涉入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等大众传播方式构建其公共话语空间,试图创造和传播一种新的符号秩序。在这一符号秩序中,美国传教士将中国视为被拯救的对象,试图以基督教化的美国社会为"模范",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化"改造以基督教为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美国传教士以西方中心观为主导的发展构想最终只能作为"他者"的符号秩序而始终停留在外表,无法真正进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去。     

论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华文报刊的"合儒"策略

19世纪,为了配合西方殖民者时中国的殖民政策,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采取"合儒"策略,以中国人熟悉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西方的宗教、科技、社会制度,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合儒"策略也在不断演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正面临着如何打破中外文化之间的隔膜,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传教士办报活动中的"合儒"策略的研究,获得一些启示.     

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基础教育

我们通常从 19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视角来研究他们的努力。但对教会初等教育的分析表明 ,中国文化同样对传教士影响深远。普通中国人对早期传教士福音传播的抵制使传教士渐渐转向教会教育事业 ,并不得不适应中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因而 19世纪教会初等教育是向中国的价值观念妥协的 ,传教士在基督教育课程的形式和内容上都顺应了中国的要求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期,外国传教士刊发诗词意在将诗词与西方文化、宗教相攀附,以达成其传教目的。但这一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透过传教士报刊诗词,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时,传教士报刊诗词与传教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说明诗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传播效果的报刊刊载形式。     

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最初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以宣传宗教,传播教义为目的。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办刊宗旨中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成了主要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刊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方针,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西学为宗旨。而西学也有了扩大,除了科学技术知识,又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传教士们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其一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协调与中国人的关系;其二仍然是为了迂回地宣传宗教。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儒学的早期会通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从西人记述看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与医疗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论广东在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天主教首先在广东的澳门建立了基地,进而深入肇庆、韶州和广州,然后在北京播种于宫廷、传扬于全国。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起了特殊作用,一因广东具有优越的博采异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古老传统;其次由于岭南文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内引外联的开放性;再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广东的居留与考察,为其了解中国国情、确立文化传教和结交上层、从而获得合法传教身份的方针提供了人文环境。     

明清鼎革与中国古代科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

在明朝末年,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历程.但是,由于明清鼎革导致了政权更迭,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成为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进程中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7～18世纪西洋传教士在安南的活动

明清时期安南属于天主教澳门教区,在16世纪,传教士一直未能在安南展开活动。日本发生教难后,澳门传教士利用安南的国内矛盾,顺利在安南开展传教活动。后因文化的差异,安南逐渐实施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使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很大的挫折。即便如此,传教士仍以其坚韧的毅力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其传教事业,并对安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大众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

大众启蒙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交织是清末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知识阶层在日趋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文化觉醒,促成了清末大众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新式传媒与藏书楼、阅报社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艺形式既是开启民智的手段,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为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近代转型开启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源头。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